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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部《晋商与徽商》正式出版
作者:刘春阳 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7-6-23 15:26:55 点击数:(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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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徽商》

日前,我省庞利民著作的《晋商与徽商》(上下册、90万字)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庞利民由山西省电力公司交流到安徽省电力公司工作后,利用十年业余时间查资料、访专家,实地考察、抽空写作,把中国历史上晋徽两大商帮,从初发到兴起,从鼎盛到衰落,进行了纵的论述和横的比较,形成中国第一部晋徽商帮比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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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利民签名赠书

众所周知,晋商与徽商的崛起,是明清时期的奇迹。“无徽不成镇”的谚语、晋商票号“汇通天下”的赞誉,人所共知。晋商与徽商对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山西与徽州,一个在黄河以北,一个在长江以南,一北一南,相隔千山万水,但在明清都产生了闻名全国的重要商帮。两大商帮特色优点、风云人物、衰落原因及其经验教训有何同异?几十年来,很多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两大商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少有专著和论文对这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晋商与徽商》填补了这一空白。全书洋洋洒洒90余万字,分上、下两卷,共15章,多方面、多角度将晋商与徽商进行了比较,概括出它们的六大共同点和四大不同处,并分析之所以相同和不同的原因。正如国内著名徽商研究专家王世华在书序中所言,全书的三大特色:内容全面详尽,观点多有创新,文字通俗易懂。是一本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并有相当特色的佳作。作者对每个问题的阐述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做到了科学性与通俗性较好的结合。在比较两大商帮时,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者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层层剥笋,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使读者在非常轻松的阅读中对问题有了清楚的了解,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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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利民接受黄河电视台总编采访

《晋商与徽商》共十五章,上卷七章,分别为故园与商路、两大商帮的共同点、两大商帮的四大不同、徽商的独到之处、徽商晋商科举仕宦比较探幽、一味和九州,商从盐中来、驼铃帆影,晋商足迹遍天下;下卷八章,分别是山西票号,汇通天下、晋商选人用人育人之道、晋商徽商建筑异同及特色、晋商人物简介、徽商人物简介、徽州女人与山西婆姨、徽商晋商的衰落、晋商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第二、三章专门论述晋商与徽商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指出他们有六大共同点,即:所处环境都是地脊人贫,穷则思变;走上商途后都是生财有道、经营有方;他们致富后也都建设家乡,传播文化;两个商帮中都有人精研算学,编著商书;他们都是富而不贵,或荣归故里或客死他乡。有四大不同点,即:地域大小不同;兴盛年代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开中制”,徽商兴起于明中叶“折色制”;精神领袖不同,晋商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民风习俗不同,徽人好讼,晋慎入衙。这些观点系统地提出,在两大商帮的研究中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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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书法祝贺庞利民新著出版

这本书作者历时10年,辗转于山西、安徽、湖北三省完成。庞利民,山西万荣人。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在山西工作过20年,深受三晋文化的熏陶,对晋商情有独钟。2006年他交流到安徽省电力公司工作,美丽的江淮山水和厚重的徽州文化深深吸引了他,对徽商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如国内著名晋商研究专家张正明在书序中所言,他在工作之余,推掉应酬,潜心学研,笔耕不辍,凭着万荣人的执着劲儿、晋商坚忍不拔精神,努力做“徽骆驼”,刻苦耐劳、负重致远,旁搜远绍、引经据典,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终于写出了这部大作,趟出了一条研究晋商与徽商的新路子。他的这种精神,就是晋商、徽商精神的精髓。

    此外,庞利民主要著述还有 《中国古代名人分类大辞典·哲学部》(合著)《孝养菊香》《管理者与组织行为》(合著)《名人品德言行录》《赢得金牌的心力》等。


附《晋商与徽商》二序:


《晋商与徽商》分上下两卷,共十五章,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首次对两大商帮进行了多领域、多层面、多角度的比较研究。晋商和徽商是中国历史上两大著名商帮,在明清商界雄踞全国十大商帮第一、第二位达数百年之久,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深受社会各界关注。《晋商与徽商》以两大商帮的兴起、发展、鼎盛、衰落历程为主线,通过比较研究的独特视角,第一次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究其兴衰沉浮的事实真相和深层原因,挖掘历史积淀的贾道智慧和经验教训,串起晋商与徽商背后的地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家庭的点点珠玑。全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和不同侧面的对比分析,系统还原了两大商帮由明清盐业起家,至封建王朝消亡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轨迹,并以流畅细腻的笔触,引领读者神游三晋大地和徽州六邑,领略两地人文习俗和美丽风情,感悟蕴集于两大商帮、至今薪火不息的传统文化和精神真谛,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可读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晋商与徽商》序一

张正明

晋商与徽商是明清时期我国最著名的两大商帮。研究两大商帮的兴衰成败,以史鉴今,资政于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是诸多明清经济史研究者追求的目标。多年来,研究晋商的专家、专著不少,研究徽商的专家、专著也不少,但将这两大商帮联系起来,专门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和成果则不多。201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庞利民先生携来他即将付梓的《晋商与徽商》一书。该书对两大商帮进行比较研究,洋洋90余万言,这在国内外尚属罕见。他为晋商与徽商研究另辟蹊径,增光添彩,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真是可喜可贺!

山西地处山右,表里山河,世称“三晋”。从明初至晚清,山西商人转贩粮、布、盐、煤、铁、茶等商品,纵横千万里,足迹遍天下,称雄商界500年,殊为世人称道。梁启超先生曾言:“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晋商在清季首创票号,汇通天下,建立伙计制、人身顶股制,实行东家与掌柜(职业经理人)两权分离、总号与分号一体化、“三爷”不允许进店等号规制度,顺应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接近于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徽州地处皖南丛山之中,一府六邑。明清时徽州商人宛转出新安,走四方,贾而仕,仕而商,亦商亦儒;经营茶、盐、木、典等行业,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有“钻天洞庭遍地徽” “无徽不成镇”之说。胡适先生在其“口述自传”中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徽商发财致富以后,“贾道儒行”,重视文化发展。徽州素有“东南邹鲁”“文化之邦”的美称,在理学、绘画、建筑、雕刻、医学、戏剧等方面都取得骄人成就,仅清季以来,硕彦大儒就有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可谓山川秀丽,人杰地灵。

山西与徽州,一个在黄河以北,北接内蒙古高原;一个在长江以南,南邻江西、浙江。一北一南,相隔万水千山,但在明清都产生了闻名全国的重要商帮。这是什么原因使然的呢?两大商帮的相同之处是什么?不同之处是什么?各自的特色优点、风云人物、衰落原因乃至经验教训又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明清经济史研究者长期关注的课题,也是当下人们想要获得答案的。今天,看了庞利民先生这本《晋商与徽商》的比较研究,我觉得他破了题,有了答案。虽然作者在书中的有些见解乃是一家之言,但他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史料翔实,殊为可信。这是一部很有思想见地的学术著作。

这部上、下两卷的大作共分15章,从两大商帮的家园与商路谈起,终结于两大商帮的衰落。它概括出晋商与徽商的六大共同点与四大不同处,对晋商的独到之处——创设票号、汇通天下,徽商的独到之处——贾而好儒、以贾衍文,以及两大商帮的著名商人作了介绍。作者论及明代晋商、徽商的兴起,主要都是操猗顿之术,以盐起家;清代两大商帮的兴盛,则都与茶、典、票号相关,且官商结合。徽州人文兴盛,科举进士多,崇拜朱熹,奉朱子为精神领袖;山西崇尚实学,俊秀子弟多入贸易一途,崇拜关公,奉关公为精神领袖。入号学徒规矩严格,注重师带徒;选人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徽派建筑美轮美奂,山西大院气派壮观。书中专列一章《徽州女人与山西婆姨》,从不同角度写出了嫁为商妇的幽怨和艰辛、伟大与平凡,读之令人叹惋!书中对拙著《晋商兴衰史》中所附录的日本谷井阳子女士收存的手抄本《贸易须知·炳记》(辑要)所存在的讹舛衍脱之处,一一对照《生意世事初阶》进行增补,使之趋向完善,成文可读,可谓学有用心,肯动脑筋,能下苦功,实属难能可贵!全书收集插录了近300幅图片,以文引图,以图鉴文,图文并茂,既给人以视角上的冲击,又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阅读时让人赏心悦目,具象难忘,殊为珍贵!

这本书是作者历时10年,辗转于山西、安徽、湖北三省而完成的。这对于一位在职正厅级干部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他在该书“后记”中表述了自己写作的艰辛,我看后甚为感动。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与作者初次见面,知悉他是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在山西工作过20多年,深受三晋文化的熏陶,对晋商情有独钟。2006年他交流到安徽省电力公司工作,美丽的江淮山水和厚重的徽州文化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对江淮大地有了深深的眷恋,对安徽人民有了深厚的感情,对徽商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他在工作之余,推掉应酬,潜心学研,笔耕不辍,凭着万荣人的执着劲儿、晋商的坚忍不拔精神,努力做“徽骆驼”,刻苦耐劳、负重致远,旁搜远绍、引经据典,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终于写出了这部大作,趟出了一条研究晋商与徽商的新路子。他的这种精神很值得称赞,这种精神就是晋商、徽商精神的精髓。

本书研究的是商帮,传播的是文化。作者力求通过晋商把三晋文化介绍给安徽人民;通过徽商把徽州文化介绍给山西人民;通过对晋商与徽商的比较研究,把两大商帮所代表的三晋文化和徽州文化传播给全国人民,把晋商与徽商身上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给世界人民。因此,庞利民先生不愧为一个传播晋徽两地文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明使者。

说史自省,读古明今。研究历史,是为了昭示未来。明清晋商与徽商虽然早已逝去,化为云烟,但他们的精神尚在,文化永存。本书通过对晋商与徽商的介绍和兴衰成败的分析,挖掘出晋商与徽商穷则思变的创富动力、重商立业的文化底蕴、诚信义利的经营理念和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对于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必有助益,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有作用,对于当代商人和企业家大有裨益。我相信,庞利民先生的这本《晋商与徽商》的出版一定能够得到读者的喜欢。

是为序。

20166

张正明先生是国内著名晋商研究专家,现为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高级顾问;曾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山西省历史学会会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山西省委主委。)

 

《晋商与徽商》序二

王世华

晋商与徽商的崛起是明清时期的奇迹。明代万历、天启年间的官员、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曾写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是徽州的古名,“山右”则是山西的别称。可见那时徽商与晋商已经闻名全国了。到了清代,随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两大商帮更是发展到如日中天的地步。“无徽不成镇”的谚语、晋商票号“汇通天下”的赞誉,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晋商与徽商对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奇迹的出现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几十年来,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徽商、晋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徽商、晋商的认识;然而,对晋商与徽商这两大商帮进行比较,成果则较为鲜见。虽然有少数专著和论文对这两者进行了比较研究,但还是停留在学术圈,没有走出象牙塔。社会上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一部普及性的读物,进一步了解晋商与徽商,我也很想读到这一类的著作。

也算是机缘巧合,今年春节后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秦闯先生打来电话,希望我帮忙审读一部书稿——《晋商与徽商》。我想,审读不敢当,却是一次先睹为快的学习机会,于是应允下来。接到书稿后,令我大吃一惊,竟然洋洋洒洒90余万言。全书分上、下两卷,共15章,多方面、多角度将晋商与徽商进行了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分析之所以相同和不同的原因。当我认真拜读以后,我认为此书正是一本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并有相当特色的佳作。

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内容全面详尽。关于两个商帮的兴衰历程、经营行业、活动范围、选人用人、科举仕宦、建筑特色等方方面面,作者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比较,甚至将徽州女人和山西婆姨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对比。作者在论述每个问题时,总是追根溯源,详其本末。比如,盐业是两大商帮经营的重要行业之一,作者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将自古以来我国的盐业政策进行了详细梳理,从自古专营一直到开中制、折色制、纲盐制,最后到票盐制的盐业政策演变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一目了然。又如,在对两大商帮的科举仕宦进行比较时,又附上了有关科举的专文,详细介绍了我国科举制从隋代产生后历代的变化,以及在各级考试录取中的各种专门制度。毋庸讳言,除了专业人士外,普通读者对明清时期徽州人文兴盛、山西科举不胜的根源,对我国科举制度的演变,就像雾里看花一样,不少内容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读了本书后也就明白了。这些内容为广大读者全面认识晋、徽两大商帮架起了一座桥梁,读者凭借这些论述和相关知识更加深了对晋商、徽商的了解。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是观点多有创新。作者对每个问题的阐述并非袭搬前人的看法,而是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而提出自己的灼见,这是难能可贵的。本书第二章、第三章专门论述晋商与徽商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指出他们有六大共同点,即:所处环境都是地瘠民贫,穷则思变;走上商途后都是生财有道、经营有方;他们致富后也都建设家乡,传播文化;两个商帮中都有人精研算学,编著商书;他们都是富而不贵,或荣归故里或客死他乡。作者又指出两大商帮有四大不同点,即:地域大小不同;兴盛年代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开中制”,徽商兴起于明中叶“折色制”;精神领袖不同,晋商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民风习俗不同,徽人好讼,晋慎入衙。这些观点系统地提出,在两大商帮的研究中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些观点在学术上不无商榷之处,但作者这种探索精神是可嘉的。作者还通过两个具体事例作进一步论证:晋商王文素和徽商程大位毕生喜爱数学,刻苦钻研,都著有算学著作,但两人境遇大不相同。王文素著成《算学宝鉴》后因囊中羞涩,无钱刊印,只能以手抄本在民间流传;而程大位著成《算法统宗》后刊行问世,洛阳纸贵,坊间翻刻不断。通过这一事例,作者看到两个商帮文化上的不同,说明“晋籍商人对此文化性的东西重视不够”。书中对银行与钱庄、票号优劣的分析也让人耳目一新。作者认为,票号与银行的最大区别就是各自所建立的信用体制不一样,责任不一样。票号的存贷款是建立在诚信和道德的基础上,这种信任只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业务范围有限,责任却是无限的,风险也难以避免。而现代银行是建立在制度与信任的基础上,它的贷款实行抵押制;存款门槛低,可把业务做大。在组织形式上,现代银行建有董事会、监事会,决策民主化,与票号的总经理集权管理体制有很大区别;责任上又是有限责任制,从制度上规避风险等。这些论述确实颇有见地。作者将徽商与晋商衰落的原因和过程写得也很详细精彩,尤其是写到在社会转型关头,晋商票号掌柜由于思想保守,一次又一次错过办银行的机会,读来真令人扼腕叹息。书中类似新见还有很多。

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是文字通俗易懂。通俗绝不意味平庸。此书绝不是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凭空杜撰的臆说、戏说,作者对每个问题的阐述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确实做到了科学性与通俗性较好的结合。在比较晋商和徽商两大商帮时,也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者没有故作高深之论,而是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层层剥笋,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使读者在非常轻松的阅读中对问题有了清楚的了解,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

作者庞利民先生是山西人,曾祖就是一位商人,外公还是一位大商人,可谓晋商后裔,当然有着深厚的晋商情结。2006年庞先生从北京调任安徽省电力公司党组书记,由于震撼于徽州文化,他对徽商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深情地写道:“吾生欣慰处,有缘到徽州。不沾金银气,要识古徽州。”(见该书“后记”)于是他决心研究晋商和徽商,并对这两大商帮进行比较。

庞先生并非史学专业研究者,他的研究不得不面临三大困难:第一,历史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动,专业研究者尚觉得大不易,更何况非专业人士。第二,他所进行的是比较研究,这就必须对所比较的对象要有深入的了解。因此他必须既要深入了解徽商,又要深入了解晋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比较研究。正因为要求高,专业人士都往往视为畏途,不敢轻易涉足;对一位非专业人士说来,更势必困难重重。第三,他是一位正厅级领导干部,文山会海,案牍劳神,繁杂的公务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历史研究又非得投入大量时间不可。

最令我感动的是,庞先生正是凭着浓厚兴趣、满腔激情和无畏精神,在学术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为了克服前两个困难,他购买了大量的有关两个商帮的书籍和资料,“晓起晚睡查资料,做笔记,写心得”,买来的著作一本一本读完了并融会贯通了,他也从一个外行逐渐变成内行并登堂入室了。为了克服时间上的困难,庞先生将“工作之睱、八小时以外的一切时间和精力,包括所有自己可以支配利用的节假日和双休日,都无不投入这部书稿的资料搜集和文字写作上”。为此他婉谢了许多拜访应酬,摆脱了尘世浮躁的干扰,躲进书斋,潜心研究。“历经十载,增删三次”(以上加引号者均见该书“后记”),终成正果。可以说,在今天如此浮躁而急功近利的社会,就是专业工作者也难以做到这些,更何况是年近六旬的领导干部了。在这点上庞先生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十年辛苦不寻常。”收获总是和勤奋成正比的。如今此书即将付梓问世,我除了钦佩和祝贺外,也非常乐意向大学推荐这本书。专业工作者从中能够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和研究的线索,非专业工作者更能从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和知识的营养。

我和庞先生素不相识,但秦闯先生转达了作者希望我为本书作序的想法。读了庞先生的大著,我被庞先生的精神所感动,也就不揣冒昧写了上述的感想,聊作序。

20164

王世华先生是国内著名徽商研究专家,现为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徽学会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安徽省历史学会会长,安徽省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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