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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不是我家
作者:未知 来源: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 时间:2016-10-24 9:52:31 点击数:(0)0

地丁花剧社成员合影

一个打工者和孩子们

打工者在演自己的故事

 

苗彩丽刚来北京的时候,还没有“月嫂”这个词儿。人们管她叫“带小孩儿的”。她下了火车,看着眼前的人山人海,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

老家在安徽的闵小红,16岁初中毕业就来北京打工了。她记得特别清楚,从村里走路到镇上,再坐长途车到省城合肥,合肥到北京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硬座票价才19.2元,到北京开了18个小时。

还有一个姑娘,从老家山村出来,一路惶恐,“生怕坏人把自己卖了”。她要先坐船再坐车来北京,半路上,一只拖鞋掉到水里去了。这个姑娘就穿着一只拖鞋,来到了北京。

她们有的刚刚离婚,有的正在失业,有的是为了长些见识,有的正背负着生活的重担,有的住在人家的楼道里,有的就在大街上蹲着。她们被称为“流动人口”或“小阿姨”“小保姆”,在北京漂着。

一晃20多年过去。如今,北京的繁华区从三环扩张到五环,房价从一平方米几千元涨到了一平方米几万元,北京市家政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也已经超过40万。

一群打工妹成立了打工妹之家,2011年,又成立了地丁花话剧社。“家政工就像地丁花那样普通,但春天来临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地上那些不知名却温暖人的小花。”话剧社的创办人成梅说。

在台上,她们把自己的故事攒成了剧本,自己演自己。

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工作,总不能去大街上挨个儿拉着人问,需不需要看小孩的吧。

正在排的这出戏叫《打工五则》,是地丁花剧社近两年来的主打剧目。剧本是大伙儿在微信群里,你一句我一句“攒”出来的。起初,台词里的名字是谁,那段故事就是谁的真实经历。

后来,随着剧团成员的更迭,扮演者几乎全部更换。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角色,还是由自己扮演自己。

其中就包括了贾慧凤。

“我叫贾慧凤,家在山西临汾。1992年冬天,我在老家开了个服装店,专门卖童装,干了几年攒了些钱,我跟老公都辞了职,拿出所有的积蓄开了个饭店,可运气不好,干了6年,倒闭了,还欠了债,我就来北京打工,从头再来。”这是她的台词。

贾慧凤自诩是个“直肠子”“一根筋”。在老家开店的时候,一件儿童牛仔服的进价是19.5元,她添了10元钱的利润,卖29.5元。有顾客给30元,说不用找了,她不干,非得给人家找那5角;有顾客给了29元,她也不干,非让人家再添5角,“就这么死性”。

来北京打工那年,贾慧凤已47岁,孤身一人,背井离乡,生活像是被重新洗了一次牌,为的是“听说每个月能有800多元”的收入。

她脸上常挂着笑容,眉毛弯弯的,眼睛也弯弯的,对生活中的种种波折,也只有一句话:“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这么过呗。”

她遇见过一个雇主,是个83岁的老太太,长期独居,记性也不大好。从贾慧凤进门儿第一天开始,老太太防她就像防小偷似的。

老太太爱吃芝麻烧饼,有一回,冰箱里还剩下两个烧饼,半夜老太太觉得饿了,就拿了个烧饼出来吃掉了,第二天吃饭点儿到了,老太太一看冰箱里,怎么只剩下一个烧饼了呢,老人家已经把自己吃烧饼的事儿给忘了。

“她也没直说是我偷吃了,但话里话外的就是那个意思。”贾慧凤没办法,只好一点一点引导着老太太回忆,“我就问她,您昨晚是不是坐在沙发上了呀?您嘴里当时是不是嚼着什么东西呀?是不是就是芝麻烧饼呀?对喽,可不就是您吃了吗?”

老人总算想起来了,却又爱面子,眨巴着眼睛,就假装没这事儿了,也不提道歉,也不说要吃芝麻烧饼了。

贾慧凤有点儿无奈,但谁让人家是老人呢,谁让人家记性不好呢。

同样来自山西的苗彩丽,加入剧社已经有一年半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变得“越来越活泼”。

“我们大伙儿就是在一块儿玩呢。”苗彩丽说。

来自山西潞城市店上镇宋村的苗彩丽,高中学历,自称是个“山里妹子”。1998年刚到北京的时候,她才28岁,要独自抚养留在老家上幼儿园的女儿。

“真的是谁也不认识。”那时候通信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一下火车,苗彩丽就有点懵,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工作,“总不能去大街上挨个儿拉着人问,需不需要看小孩的吧。”

她兜里最瘪的时候只揣着几元钱,连地下室4平方米的“麻雀房”都租不起,晚上就睡在医院或公园的长椅上,有时睁眼就能数星星。

“每顿饭都是就着西北风啃馒头。”她呵呵笑着,“咸菜都没有,买不起。”

苗彩丽形容着北京这座城市,庞大,繁华,充满机遇,却让她茫然无措。但她咬着牙,想尽办法也要留下。

诚然,回到老家,或者去太原打工,她的生存压力会更小一点,离女儿也更近一点。但留在北京,她可以赚更多的钱,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奶粉、上学,都要花钱。”她轻声说,“我来北京那会儿,我女儿才5岁,也哭,但她很乖的,知道妈妈不容易。”

后来女儿大一点了,每年暑假都会被她接到北京来。女儿“太懂事了”,会帮着她一起给雇主家看小孩,从来没给她添过乱。女儿现在在南京读书,苗彩丽一提起她来,眼底都像是在闪着光。

20年前,谁能想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

苗彩丽是在2015年元旦头一次参加打工妹之家活动的,她跟着月嫂群里认识的朋友一起过来,剧社的负责人成梅拿了张表给她填,又跟她闲聊,问她要不要加入地丁花剧社。

“我没演过啊。”

“没事儿,试试呗。”

苗彩丽就这么加入了地丁花剧社,很快她发现,剧社里演出的剧本,讲的都是打工妹自己的故事。

最多的就是跟雇主磨合的故事。

有好雇主,热心善良,不会把家政工“当成下人看待”,家政工小郑遇见过一位老人,教她读书画画,送她艺术展的门票,还给她讲了许多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用小郑的话说,“与其说是我照顾她,不如说是我们互相照顾”。

也有糟心的雇主,家政工擦过的地板和家具,她要戴着白手套抹一遍,检查有没有灰,列出的买菜清单上,连大葱的根数都要明确规定,炒菜要限制放几滴油,每顿饭都要数着米粒下锅,生怕家政工在自己家里多吃一口饭。

苗彩丽就遇见过这样的雇主,当月嫂时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2小时,连口饱饭都不给。苗彩丽果断结算日薪,拎包走人。

情绪不稳定的产妇,照顾起来更需要小心翼翼。

她曾经遇到过一个产后抑郁的雇主,前一秒还十分平静,能“面对面坐着跟你聊天”,后一秒,就“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毫无征兆,也毫无缘由。指着人破口大骂都算是平常事儿。苗彩丽甚至不敢让产妇和孩子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

但她并不觉得被雇主委屈着了,反而替那些坏脾气的产妇们解释了一番:“换谁心情也不会好的呀,有孩子以后,生活节奏全都变了。而且刚生完孩子头一个星期,哪儿哪儿都疼,生理也会影响心理的。”

苗彩丽说:“月嫂的故事,也多着呢。”

她在医院学过专业的催奶手法,但那时候也不时兴母乳喂养,家家户户都爱买奶粉。她跟一位乳腺增生的户主毛遂自荐:“我学过,让我试试,成不成功不一定。”

雇主乐了:“敢情是用我练手呢。”却还是乐呵呵地让她试了。一套手法用下来,雇主当天就来奶了。苗彩丽一下就觉得,有信心了,饿不死了。

18年月嫂生涯,她照顾过1000多个产妇,纯母乳喂养率达到95%。

月嫂行业慢慢规范了,她专门去考了证,取得了催乳师资格、营养师资格,各种各样的证件,摞起来高高的。

“20年前,谁能想到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她说。

“再过20年,还不知道变啥样呢。”四川籍打工妹寒笑说。

寒笑今年46岁,在《打工五则》里有个压轴的戏份。她形容自己,“从自卑到自信,从普通家政工到保险公司金牌客户明星”。

她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回家务农,17岁的时候,到县城帮别人卖磁带,后来又去重庆一家啤酒厂打工。20岁那年她结了婚,两年后有了女儿。在女儿不到两岁时,她离了婚。那一阵子,寒笑觉得“天都要塌了”。

然后,她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北漂,远离家乡的一切。

起初的很长一段时间,自卑在这个没出过远门的农家女心底疯狂滋长。在城里人面前,她时常不敢张口说话。大城市中陌生人投来的目光,也会让她感到胆怯。

她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帮雇主照顾一个1岁多的小女孩,正好和她的孩子差不多大。每次面对雇主孩子可爱的笑脸,她情不自禁就会“想起老家我那没有妈妈疼爱的女儿”。思念、牵挂,让她的“心都痛了”。但在雇主家里,她一点也不敢把心中的难受表现出来,只能强颜欢笑着。

她把对女儿的母爱,一股脑都倾注在了雇主的女儿身上。但雇主的孩子熟睡之后,她还是偶尔会望着窗外,悄悄地流泪,或是在深夜里,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

每年过年的时候,她既盼着回家,又害怕回家,因为这个离了婚的女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家人。一看到别人拖着大包小包买票回家过年,她的心情反而变得沉重。归家的路对她而言,“格外不好走”。

再次见到女儿时,曾经牙牙学语的小丫头,已经是个6岁的小姑娘,长高了。母女两人3年多没见,刚一照面,甚至“不敢相认”。

她带着女儿去路边的小摊吃家乡的小吃,给她买新衣裳,但也仅此而已。寒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安排女儿今后的生活”。短暂的相处之后,尽管从女儿的眼中看到了依依不舍,她也只能再次离开,回到北京继续漂泊。

她把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讲给台下的打工姐妹们,“希望别人别像自己当年那样傻”。

成梅是亲眼看着剧社成员雪花,怎样一步一步走出往日阴影的。

雪花把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经历写成了剧本,剧名就叫《如荒漠的家》。2015年元旦,剧社的晚会上,雪花站在台上,出演了自己的角色。演到最后一幕,她举着离婚证书在舞台上呐喊:“老天啊!我终于解脱了。虽然我现在一无所有,但我获得了自由!”

观众在台下使劲鼓掌。

在排练的时候,雪花偶尔也会哭泣。成梅很理解她的状态,她会抱着雪花安慰:“这不是你的错。你勇敢站出来了,就是给其他的姐妹作了榜样,就是帮了很多和你一样遭遇的人。”

在成梅的印象中,雪花人瘦瘦的,保养得很好,文字功底也很好。她写的剧本,是被剧社采纳最多的。

目前,《如荒漠的家》已经被搬到其他社区和社团修改演出,算是地丁花剧社推出的影响力最广的短剧。

“刚离婚那两年,一想起来我就哭,忍受了那么多年,我当时怎么就没打他几下啊?”雪花曾口述自己的经历。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会时不时掉下眼泪,29年的家庭暴力,就像烙在她心口上的一道伤,她用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力气,去愈合自己的伤口。在她看来,遭受家庭暴力,是一种羞耻和软弱的象征。

“他把家里东西全摔了,然后拿起我的围裙,把我绑在炕头的三片暖气片上,拳打脚踢,打我打到凌晨两点多,打完就呼呼睡着了。我想上厕所,就叫醒他说求求你我想上厕所,他这才给我松开,然后又睡了。”雪花在口述中回忆。

当时,她的孩子就在旁边看着,“吓得嗷嗷哭”。

最绝望的时候,雪花脑子里动不动就跳出“怎么死”的念头,摸电门,吃农药……但一想孩子,自杀的念头就消了。

即使是在她来北京做家政工之后,来自家庭的骚扰和谩骂也并未停止。

她在雇主家里接到了谩骂的电话,隔着电话线,不堪入耳的字眼一个接一个蹦出来,声音大到雇主都能听到,雇主忍不住要劝她,“这样的人别要了”。

起初她拿不定注意,有时候觉得离婚不好,有时候又觉得放不下孩子。后来,在北京生活得久了,她在雇主家,在打工妹之家,看到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许多人都劝她,该为自己而好好活着。雪花一点一点找到了勇气。

终于她下定了决心要离婚,法院门口,她差点在光天化日之下挨了揍。幸好法院的人及时冲过来,把她救了下来。

“现在,我彻底不跟他联系了,这两年精神刚缓过来。”雪花年过50岁了,成梅一路陪着她,鼓励她多出去走走,也劝着她加入了话剧社。

雪花站上了舞台,把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讲给台下的打工姐妹,“希望大家别像自己当年那样傻”。

她认识了一些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小姐妹,这一回,雪花成了说出“跟他离婚”这句话的劝慰者。她用自己的选择鼓舞她们,用她的话说,她“忍受了那么多年”,知道那种被家暴的滋味,“太折磨人”。

雪花现在已经离开了北京,去南方发展。成梅偶尔和她还有些联系,她觉得,雪花比自己刚认识她的时候,要“开朗得多了”,在慢慢摆脱往日的阴影,也“更有自信”了。

“我们养老该在哪里呢。在北京吗?生活成本太高。回老家吗?老家已经没有了地,只剩一个户口。”

对这些打工妹来说,打工妹之家,真的就像她们的一个家。

第一次去打工妹之家,寒笑“激动得差点哭了”。这个“在异乡孤寂”的女人,就像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无法也不愿撒手。

一到休息日,寒笑就要赶去打工妹之家,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聊天。

雇佣她的那家人,奶奶和孙媳关糸不好,总为一点小事,就能吵得掀翻屋顶。寒笑想着法子帮她们化解矛盾。有时候奶奶嫌孙媳做的菜不好吃时,寒笑就说“是我炒的”,让老太太朝着她撒气。慢慢地,两人发现了寒笑的用心,彼此更愿意去理解包容对方了。

“每天都要求自己快乐地去面对工作,尽心尽力地去做好。”寒笑这样说。

2007年,寒笑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一名业务员,一干就是9年,客户从0到200,从普通员工到金牌业务员。2008年,她再婚了,又有了一个女儿,生活于她而言,真的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在北京的生活,仍让她时时觉得,像在海里漂着,看不到岸。

“我们养老该在哪里呢。在北京吗?生活成本太高。回老家吗?老家已经没有了地,只剩一个户口。”寒笑说。

打工妹之家的姐妹们,大部分都“没想过那么多”,寒笑没想过要留在北京,因为房子“太贵了”,落户也“太难了”。最近的一轮房价猛涨之后,寒笑已经完全不考虑买房的事了:“涨吧,看看还能涨多高。”

大女儿已经20多岁,也来到北京打工,母女俩时有见面。小女儿刚8岁,在北京读小学,至于将来的教育问题,“要看到时候的政策了”。

寒笑想过,老了以后,要离开这座压抑的大都市:“北京生活成本高,空气又不好。我在想,能不能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盖一所养老院,把我们这些姐妹,都召集在一起,一起集体养老。”

苗彩丽的梦想也是开这样一家养老院。

“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打工妹养老院吧?”苗彩丽打算等过几年,公司的业绩上去了,赚了钱,就去湖南,开一家她梦想中的养老院。最好是张家界附近,空气好,景色好,而且地价也便宜。

苗彩丽刚开了一家月嫂培训公司,公司的名字就以苗彩丽命名。开公司的初衷,是因为成梅的一句话。

“她问我,我有18年的月嫂经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公司,把经验教给其他的打工姐妹呢?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我也想给我的打工姐妹做些事情。”

苗彩丽画着精致的眼妆,穿着旗袍,一双眼睛大大的,满是飞扬的神采。她觉得北京仍然是充满机遇的,尤其是现在,二胎政策开放,正是月嫂这个行业的好起点。

她跟自己公司的每一位月嫂都签订了正式的合同,为她们缴纳了社保,想让大家未来的生活都更有保障一些。有许多从她老家来北京打工的姑娘,都进了她的公司。她上了她家乡的报纸,被称赞“创业致富不忘初心”。

在打工妹之家,她看到许多的姐妹,当了一辈子北漂,攒不够一间厕所的钱,工资都供给了老人孩子,自己的养老毫无着落。没有社保,等到老了,干不动活儿了,就将面临老无所依的困局。

“指望孩子?孩子自个儿还等着父母搭把手呢。”说着,她叹了口气。

那是一种贴着地皮生长的小花,在农村随处可见,不娇艳,生命力顽强,就像地丁花剧社社歌里描述的那样,“一簇簇,伸展着身躯,努力开放”。

彩排到第五幕,9个打工妹站成一排,一场即兴演出开始了。

大家开始介绍自己。

“四川。”

“山西。”

“河北。”

“河南。”

“甘肃。”

大家一开始还有点拘束,到后来,你一言我一语地,都放开了。

“甘肃有很多柿子。请大家去我们家吃油泼辣子biangbiang面!”

“我的老家有大峡谷,还有汾酒。”

“我们那里有衡水老白干!大家都来尝尝我们家乡的特产!”

一袋子点心被拎了出来,气氛立刻就热烈起来。

“其实,我们一年在家里的时间都很短,春节回去几天,过了春节,又急急忙忙赶回北京,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寒笑说着即兴发挥的台词,“我们的家究竟在哪里?哪里才是我们的家呢?”

“当然是在北京了!”扮演剧中打工妹“侯子”的剧社成员扬声接了话茬。“北京才是我们的家。”

“北京却未必让我们把这里当成家。”不知是谁,在人群里插了一句。

“当初只是想出来打几年工,挣点钱,早晚还要回老家去,可是现在呢,老公孩子都在北京,连父母都跟着来北京了,老家都没有什么亲人了。” 剧社成员刘春花说。

“是啊,老家也没地种了。”贾慧凤的声音格外响亮,“北京也留不下,老家,也回不去啦!”说到这里,她夸张地扬了扬手。

“20多年啦!”

“是啊,我都当妈了……”

“我都当奶奶了!”

在这里,大家已经分不清,这是戏剧,还是真实的生活。因为打工者流动快,剧团里的成员,前前后后加起来“有百来个”,常驻人员“有十来个”。

对于这个剧社的“演员”来说,什么时间休息都要看雇主的时间。彩排时间,就像是干海绵里的水一样,再怎么用力挤,都显出捉襟见肘的窘迫。

最悬的一次,演出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始了,一位主要角色因为雇主临时有事,迟迟没有出现,演出差点就开了天窗。最后,那位剧社成员几乎是踩着点儿上的舞台。

距离这一回的“十一”演出还剩下7天,最后一次彩排上,由于临时调换演员的缘故,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背熟台词,她们不得不捧着A4纸打印的剧本,一边走位一边背。

贾慧凤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演话剧的场景。 “那时候哪知道剧社是干什么的啊?”贾慧凤大大咧咧地说,“还以为就是唱歌跳舞之类呢。”

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贾慧凤演一个农村老太太,灯光一打,台下一大群人坐着,盯着她,她“心跳快得像是要缺氧了”。

现在的她心理也放开了,念台词都可以不用麦克风,有需要的时候,她甚至可以在地上打滚儿。

“我都大几十的人了,还能上北京的舞台呢。”她自豪地说。

5年前,带领大家演话剧,是成梅的主意。

成梅穿着一条到脚踝的白色蕾丝长裙,扎着棕色的腰带,踩着一双白色平底休闲鞋,过肩的长头发披散下来,腰身细细的,大家都羡慕地说:“身材真好”。

同样是农家女出身的她,喜欢看综艺节目,看演出,看电影。她跟剧团的每个人说,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她说:“我最想要的是自由。”

她的奶奶是童养媳,是个典型的小脚女人,她爷爷早早就去世了,奶奶就这么守了一辈子。她的母亲家里有姐妹3个,给她的4个舅舅换了亲。

打小儿,有一个念头就在成梅心底,慢慢生了根发了芽:决不再过和祖祖辈辈的女人们同样的生活。

家里人都说她性子野,像个男孩,但在成梅自己看来,“我就是我”,性别并不重要。她来到北京,成了北漂,在超市发过传单,在公司当过文员,有时候同时打着好几份工。

在成梅眼里,地丁花剧社是个草根剧社,讲的也都是草根的故事。

这些打工妹把自己都称作“地丁花”。那是一种贴着地皮生长的小花,在农村随处可见,不娇艳,生命力顽强,就像地丁花剧社社歌里描述的那样,“一簇簇,伸展着身躯,努力开放”。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寒笑、雪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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