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村医来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上升到责任与使命的高度，不过是治病救人、养家糊口而已；而对于村民来说，他们也很少思考过村医存在的意义，只是把村医当作被病痛折磨时距离最近的“救命稻草”。然而，这种天然的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维系下去，靠的正是村医们那份不自知的“使命感”。作为村医，或多或少都曾想过放弃，但他们也都知道，如果他们不做，就没人做了。

救人

2022年12月25日凌晨4点，天还没亮，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卿头镇某村的卫生室门口已排起了长队，这是在以往少有的情况。寒风中，一百来号村民带着口罩神情凝重，咳嗽声此起彼伏。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两个小时前，这里才送走了最后一批病人。

凌晨6点半，病人越聚越多，村医姚洪刚打开了卫生室的大门，人们蜂拥而入。每天只放60个号，早上8点开门，下午6点关门，急诊病人可以插队，6点以后只看急诊，为了不让身体过度负荷，这是年逾花甲的姚洪刚以前立下的规矩。深谙规矩的村民们还在争先恐后地抢号，殊不知最近几天姚洪刚已经率先打破了这个规矩。他拿起喇叭朝着拥挤的人群喊道：“特殊时刻，今天不用取号，大家排队站好，咱们互相配合，争取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他的声音还是沙哑的。“我也中招了。”姚洪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由于村里80%的人都感染了新冠，所以姚洪刚只有发烧最厉害的两天在家休息，很快又回到了村卫生室看诊。

在“新十条”刚发布后不久，国家层面接连发布《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三份文件，不断强调农村地区疫情应对工作，提出以县域医共体为载体，保障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等重症风险较高的感染者及时救治，最大可能降低重症率、病亡率。

在文件的指导下，卿头镇卫生院给辖区内的村医做了紧急培训并建了一个工作群，告诉村医新冠感染是严肃的事，对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可能危及生命，要求村医遇到症状严重的病人，要及时向乡镇卫生院反馈，以便转诊。“在病人有药的情况下，我会建议居家治疗，通过电话关注病人病情，如果症状加重，不适合居家，就联系上级医院转诊。”有了政策的引领，姚洪刚的工作顺利进行。这几天，除了看诊，姚洪刚还忙着给症状较轻的病人发放药品。“针对村里大面积感染的情况，永济市卫健局统一调配了几百份治疗感冒、发热的药品，有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止咳糖浆等，我每天要发三十多份，马上就没有了，之后还要向上级要。”他说。

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姚洪刚的压力剧增。他所服务的村有3000多名常住人口，只有他一个医生和永济市卫健局调配的两名志愿者。缺药、缺医生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姚洪刚而言，这是他第一次直面新冠。“以前，一个阳性患者都没有（接诊）过，大多数阳性患者在刚发现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县市隔离，不仅是我，几乎村村的医生都是如此。”姚洪刚说。来看病的村民也鲜少提到新冠，姚洪刚一般也都根据症状对症下药，发烧了给发烧药，咳嗽就给止咳药，疼痛就给缓解疼痛的药，实在扛不住了就扎针输液。

疫情三年，在乡村，村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姚洪刚有一本《乡村医生诊疗手册》，这是上级卫生院统一发放的。《手册》要求村医平时主要关注三类人群，高血压、糖尿病患者，65岁以上老年人和精神病患者。针对这些人群，姚洪刚经常入户随访，包括上门测量体温、量血压等，因此他对村里老人的身体状况比较了解。“村里老龄化严重，这次感染新冠的老年人比较多。近几年因为新冠的影响，上级卫生院为村里配备了血氧仪和制氧机等，能及时监测他们的健康情况，所以针对老人和基础病人群的治疗，都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但毕竟村里条件有限，如果遇到症状特别严重的，我处理不了就要及时转诊了。”姚洪刚说，“据我所知，村里目前只有两位老人因感染新冠去世，其他人靠着喝药或者输液基本就慢慢康复了。”

修行

事实上，除了本村的村民，姚洪刚的卫生室里还有很多几个隔壁村的村民，这让姚洪刚的工作量倍增。当记者问这些人为何风尘仆仆赶来别的村看病时，他们一脸苦笑，“洪刚（医生）这里便宜，如果有医保，退烧药还可以免费领，输液的话，和以前一样一次只需要38元，我们村已经涨到80元了。”姚洪刚听了也只能无奈一笑，“村医挺辛苦的，又挣不了多少钱，大家都要养家糊口，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好自己。”

姚洪刚今年56岁，做村医已经30年，生命中的一半时间都是在治病救人中度过。他和村里的人很熟，几乎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30年前，他刚开始干村医时，村里全是泥土路，几乎没有私家车，出村只能靠拖拉机。遇到雨天，便彻底与世隔绝。姚洪刚分到村里时，村里有人误服农药，简单洗胃后，他陪病人坐着拖拉机前往镇医院，他记得那是一个大雨天，拖拉机陷在了泥泞的路上，因为路上耽搁，病人失去了生命。这是姚洪刚做医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死亡。即使如今村里基础设施慢慢改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医院里的救护车20分钟之内就能到达，他也见惯了生死，但那一天的经历他永远没忘。“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工作有多么崇高，村里医疗条件有限，不问乡里乡亲多要一分钱，是我唯一能够承诺大家的了，这样最起码我心里过得去。”

村医的生活普遍辛苦，姚洪刚也一样。村民都不富裕，遇上经济特别拮据的，姚洪刚有时会帮忙垫付医药费，有时干脆就不收了。刚开始干村医时，他的工资只有10来块，2009年，村民们有了医保，加上国家乡村振兴，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多人都能去得起大医院了，他的工资加上地里的收成也足够养家糊口，“我真的想过不做村医，但还有好多人靠我，我要是不做，就没人做了。”

最近一段日子，姚洪刚白天黑夜连轴转，他的女儿姚雨经常会过来帮忙。姚雨和父亲一样学医，现在还在读研究生。“我当初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爸给我说，你可要想好了，行医就是‘修行’，我以前一直没明白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清楚他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这几年我好像有点懂了。”她从小在这个村子里的卫生室长大，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父亲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每一位村医都是一个村落的福祉。在中国，类似姚洪刚这样的村医还有很多。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共有村卫生室59.9万个，较疫情之前的2019年减少了1.68万个。59.9万个村卫生室，67万乡村医生，构成了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里最底层的一环。他们中有的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有的凌晨三四点才睡下，有的骑着摩托车风里来雨里去上门看诊，有的种地、养猪贴补家用，有的自费培训学习最新的医学知识，有的在治病救人中“修行”，当然有的也会放弃。而如何留住村医，留住基层健康的“守护神”，这也是一直以来国家在努力的方向。

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农村如何扛过新冠感染的高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乡村医生由此被推到了台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67万乡村医生支撑住了5亿多农村人口的健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医生治愈的不仅是人的身心，也是社会的肌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姚洪刚、姚雨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