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学习书法，都听过“颜筋柳骨”的说法。这一说法来自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祭石学士文》。其实，在更早的汉末魏晋时期，书法就开始脱离实用功能，逐渐衍变为一门与“筋骨”“骨气”相关的艺术。

魏晋时期，“书圣”王羲之的老师卫铄（史称卫夫人）在《笔阵图》中言：“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言：“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书谱》中言：“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言：“书之要，统于‘骨气’二字”。

如果说最初“骨气”进入中国书法，是借助人体的筋骨有力、气血充盈来阐释书法之美，那么，后期书法评论中的“骨气”，则直指书家的精神风貌和品格操守，与书家的“魂”融为一体，表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立德、刚健有为的特质。

唐代楷书大家柳公权提出“心正则笔正”，言简意赅。心术不正，字可能写得歪歪扭扭，人格也跟着“扭曲”。刘熙载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简单地说就是字如其人。南宋朱熹则指出“作字如其为人”，意思是写字就像做人一样。

中国文人在书法中不断追求遒劲有力的“骨气”之美。尤其是随着北宋以来儒学的复兴，书法评论家们越来越“爱屋及乌”，即书家人品为众人典范时，其书品往往得到较高评价。我们不妨透过那些文墨兼修的书法作品揣摩书作者的情感，进而读出其品格与骨气。

《祭侄文稿》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二行书。此稿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为纪念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侄儿颜季明所做的祭文，作者当时情绪极度悲愤，故时见涂抹之迹，国耻家仇、民族大义流淌于字里行间。

《祭侄文稿》线条浑厚圆劲，力透纸外，部分字结体俯仰变化很大，气势凛然。正如宋代书法家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评价颜真卿字，“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我们从中可以读出颜真卿的铮铮铁骨。颜真卿在另一个传世名帖《争座位帖》中怒斥了当时深受皇帝宠幸、位高权重的宦官鱼恩朝，直言敢谏令人肃然起敬。欧阳修曰：“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划”，又言“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心正则笔正”来自柳公权与唐穆宗之间的对话，并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笔谏”之佳话。柳公权楷书骨力遒劲，留下《玄秘塔碑》等经典名作。唐穆宗即位后纵情享乐，荒废政事。有一次他请教柳公权如何运笔，柳公权借用书法的道理劝谏道：“运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一心为国，暗喻皇帝应该正心诚意治理国家。柳公权不顾个人安危、不畏权贵的骨气，是对“心正则笔正”的绝佳注脚。

谈起中国书法，绕不开王羲之。王羲之的旷世奇作《兰亭序》，在书法史上是图腾一般的存在。王羲之所在的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自省自觉的时代，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蔚然成风。《兰亭序》探究人生命运和宇宙天道，张扬生命意趣和自由个性，文中“放浪形骸之外”等句刻画出了魏晋风骨。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苏东坡多次遭遇命运捉弄。元丰二年间，因乌台诗案，苏东坡被贬黄州，留下了《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行书第三。苏东坡在此帖中用笔婉转跌宕，气势奔放，字体大小和墨迹的变化犹如心情和命运的起伏波动，从中可以看出苏东坡不向命运屈服的顽强生命力。苏东坡来到黄州后穷苦无助，与之前高居庙堂之上的士大夫生活可谓天壤之别。在最困顿的三年里，他为了生计开垦田地务农，“东坡”二字也得于此处。但他穷且益坚，不断拓展内心世界获得精神自由，还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一词两赋”的千古绝唱，其豁达向上的不屈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文人墨客。

“骨气”一词首论人品，以人论书；书家没有精神上的“软骨病”，其书作方能硬气，才可远传。清代冯班《钝吟书要》中亦言：“赵文敏（赵孟頫）为人少骨力，故字无雄浑之气。”北宋蔡京、清代王铎书法技能也出类拔萃，但都因人格上的污点，书法作品被批“骨气不足”。

何为“骨”？骨者，质地坚硬之架构也。何为“气”？经脉畅通、生命旺盛之象征也。“骨气”，便是精气神的完美聚合。笔者以为，书法之骨气，实乃中国人修身养性、仁者爱人、达兼穷善、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