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唐画全集》之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浙江大学出版社供图

《宋画全集》之宋徽宗《红蓼白鹅图》（局部）

浙江大学出版社供图

《元画全集》之谢楚芳《乾坤生意图》（局部）

浙江大学出版社供图

金晓明在日本寺院拍摄元画

受访者供图

《溪岸图》《历代帝王图》《捣练图》……日前，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先秦汉唐、宋、元画特展”正在浙江美术馆举行，集中展示了1500余件先秦汉唐、宋、元画精品的出版打样稿档案，让观众一饱眼福。

据悉，“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以下简称“大系”）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版，启动于2005年，是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大系”利用先进的摄影与图像处理技术，对海内外260余家文博机构的12479件（套）中国古代主要绘画作品留影存形。在此基础上，“大系”团队以66卷240余册的宏大体量，推出《先秦汉唐画全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五大全集，全景式再现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历程。

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大系”团队数十年如一日在采集、整理、编撰、出版等工作上的精耕细作和艰辛付出。特别是在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时，他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打造传世之作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金晓明，自2005年至今，一直参与项目的编撰、海外搜集等工作。他告诉记者，这一文化工程是从最早的“两岸故宫博物院宋画藏品”扩大为《宋画全集》，到2010年拓展延伸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

为什么从宋画开始？“宋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但年代久远，所谓纸寿千年，如果我们再不做抢救性整理，这些现今存世的作品很可能因为灾害等各种因素遭到损坏。”金晓明说。

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绘画在各个时代经由各种形式流传到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收藏呈现出不同特点。例如，受到佛教禅宗的审美偏好影响，日本的收藏品中有大量佛教题材作品；而欧美地区、尤其是美国的收藏历史较短，其主要途径是收藏中国藏家的藏品。“多元的收藏偏好和方式，使得各个地区的收藏具有互补性。因此，收集整理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绘画，对于了解中国绘画全貌具有重要意义。”金晓明说。

然而要确定海外藏品的收集名录并不容易。与现在便捷的信息搜索相比，2005年还远未达到数字信息化。不少海外资料只能从文献、研究成果、各大博物馆的展览目录，以及各种各样零散的信息中去排查、梳理和汇总。同时，团队与海内外艺术史专家充分讨论，最终编写出《宋画全集》的收集初目。

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项目团队早在2005年就以此为定位。“我们一开始就力求‘世界一流’，希望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都不会落后。因此，确定的技术标准在当时也是超前的。”金晓明说，比如尽量采用8×10英寸大画幅相机对原作进行拍摄，以呈现绘画丰富的层次感。金晓明告诉记者，在17年后的今天，这一标准仍然没有被超越，居于业界一流水平。

超前的技术标准意味着超高的操作难度。如何叩开海外文博机构的大门、让他们同意以此标准采集藏品，成为摆在项目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坚持不懈沟通

“大系”团队现在的海外联络负责人林李硕告诉记者，申请拍摄图像时，大部分海外文博机构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的出版物需要如此高清的图像？

因为使用这么高清图像的出版物极为少见。为了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种最大限度接近原作的可能，“大系”通过整体图、原大图和局部放大图三个层次来展示作品。“大系图书单页是30.5厘米×43.5厘米的大开本，局部图会显得非常大。”林李硕说，因为不仅要尽可能地还原水墨的层次和笔触的质感，还要清晰地展现题跋和印章等细节之处。

高标准拍摄意味着原作需要全部打开。而每一次打开，对于历经千百年沧桑的原作来说，都有一定风险。

为了说服海外文博机构开放拍摄，“大系”团队经历了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林李硕清楚地记得，2017年与加拿大国家博物馆联系拍摄其馆藏的石溪《石室三溪图》的情形。“对方一开始不同意提供高清图像，我们就专门寄了一本《元画全集》样书过去，让他们了解‘大系’项目图书高质量水准，并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述‘大系’对于文化发展、对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林李硕说，靠着这样坚持不懈的沟通，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加拿大国家博物馆经过多次会议讨论，终于同意按照“大系”标准拍摄。

渐渐地，“大系”团队与越来越多海外文博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保存极好的敦煌吐鲁番遗画，能够很好地反映中世纪时期摩尼教、佛教在我国西域地区传播、演变的历史。2017年9月，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开始搬迁，其官网显示不再接受任何拍摄申请。“因为长期合作，他们在搬迁期间依然帮忙拍摄尚未动迁的作品，还主动联络策展人，提供学术资料，并尽可能地帮忙确认作品信息。”林李硕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海外博物馆停止开放，甚至开始裁员。然而许多机构还是给予“大系”大力支持。例如2020年闭馆时间长达半年的大英博物馆，在反复开馆、闭馆的情况下，于2021年4月完成了全部390多件敦煌绘画藏品的拍摄工作。林李硕告诉记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与“大系”团队保持联络的海外文博机构仍然有40余家。

跋涉千山万水

如果说坚持不懈的沟通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的走遍千山万水采集图像，更考量着“大系”团队耐性和韧性。

除少部分图像采集委托文博机构按照技术标准拍摄外，大部分图像都需要“大系”团队亲自拍摄。

存于日本的中国绘画，分散在日本各地的近百家收藏机构。其中，四进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拍摄其镇馆之宝、（传）五代董源代表作《寒林重汀图》，成为“大系”团队至今难忘的经历。

2006年，在取得联系后，团队两人扛着设备、爬着山路，来到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由于对方提供的底片达不到“大系”的要求，又不同意重新拍摄，谈判在3小时后失败。团队没有放弃，第二次按预约再去，依然没有谈成。回国后，团队反复去信表明心意，日方终于同意拍摄一张整体图，于是有了2007年第三次“黑川”之行。

金晓明在2007年接手了日本藏品的搜集整理工作。彼时，他与同事在“黑川”完成《寒林重汀图》整体图拍摄后，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长来了。“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拍摄大量的局部。在中国绘画里，除了整体感、气息以外，很多笔墨的细节能说明作品的真伪、艺术水准等。”金晓明说。所长被团队的精神感动，同意在理事会会议上帮助陈述补拍局部画面的理由。2008年7月，团队四进“黑川”，终于将所需局部拍摄完成。

从2005年到2015年，承担日本藏品拍摄的团队几乎每年都数次赴日。他们背负着100多公斤重的设备和行李，跑遍了70%的日本县，遭遇过台风、地震。不过令他们欣慰的是，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唐、宋、元绘画以及代表性的明清绘画，基本都收入了“大系”。

“大系”入编藏品所在的文博机构长长的名单，印证了团队遍布世界的足迹。

海外搜集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2015年4月，“大系”团队在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拍摄夏昶的《湘江春雨》图卷时，台湾学者王静灵和他的老师魏志强指出，画卷上有5个指纹，他们认为只有在墨迹未干时，才能留下如此清晰的指纹，因此这5个指纹很可能来自画家本人。“大系”团队用高清摄影记录下这一新发现的细节。

化身千百入万家

在“大系”团队的努力下，收藏在海外的、包括敦煌藏经洞和黑水城绘画在内的3569件（套）中国绘画精品，通过数字化方式与国内8910件（套）藏品汇聚，共同构成了纵贯两千余年的中国古代绘画的恢宏图景。

“从宏观层面来讲，把海内外中国古代绘画藏品汇集在‘大系’，本身就是一个团聚；从微观层面来讲，可以说是某一个时代的作品的团聚，某一个作者的作品的团聚，或者某一件（套）作品的团聚。”金晓明说。

例如，“大系”汇编了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潇湘图》、上海博物馆《夏山图》、辽宁省博物馆《夏景山口待渡图》、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寒林重汀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溪岸图》等在内的7件（传）董源画作。这些作品风格差异巨大。因为有了“大系”的系统整理、汇集出版，学者才能在以后全面分析、一一比对的深入研究中，让董源的形象不断地清晰起来。

“大系”收集的图像中，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原作被分为4段、分别藏于美国4家博物馆的五代南唐宫廷画师周文矩的《宫中图》，此次重新收录在了一起。又如乾隆“四美”的重聚。当年乾隆帝把最喜欢的四幅名画珍藏在紫禁城建福宫的静怡轩。如今这四幅画中，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藏于大英博物馆，宋代李公麟的《蜀川图》藏于美国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宋代李氏的《潇湘卧游图》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宋代佚名的《九歌图卷》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们在“大系”中齐聚，让观者有机会一睹“四美”风采。

珍贵绘画往往存在“藏用两难”的问题。“大系”为最大限度接近原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翻开书页，不论是鸟雀的羽毛，还是枝头的嫩芽，微妙的笔触变化都很细致。现在大部分情况下，不需打开原作，利用“大系”即可满足基本研究需求。同时，“大系”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很多传世古画图像中成功辨析、提取出原本剥蚀暗沉、肉眼难辨的画面、题跋及印章，实现了文物藏品的“无损伤”修复，为进一步“活化”利用开辟了新空间。

如今，“大系”编纂即将结项。浙江大学宣传部王利剑表示，通过“大系”，浙江大学已经搭建了一个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国际平台，乃至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图像平台。下一步还将通过海内外公共教育以及更多展览活动，让越来越多人认识中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他举例说，目前浙江大学已拥有3000余幅有关佛教题材的绘画精品，稍作整理就可以全面清晰地展示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从而借助“大系”搭建的平台，进一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