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9年宣布，每年的1月14日为“世界逻辑日”。这是对逻辑学在人类思想活动中特有重要性的充分肯定。反思中国语境下的逻辑学研究，关于中国有无逻辑学的问题早已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肯定回答，并在学界逐步达成共识。那么，中国语境下的逻辑学具有怎样的话语体系？如何建设中国语境下的逻辑学话语体系？这些都成为逻辑学发展乃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亟待回应的重要问题。

挖掘梳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文化根基与底色样貌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具有自己的文化根基，这是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诒让、梁启超等思想家开启了对墨家逻辑的研究，带动了人们对先秦诸子及其名辩之学的反思性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对《墨经》逻辑体系及其他名辩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丰硕成果，为当代中国语境下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但由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博大精深，再现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的完整样貌并使其得以广泛传播仍需不懈努力。

其一，就时间线索而言，需要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历史考察时间追溯至先秦早期，使存在于各种史料中的逻辑智慧及其言说方式经过深入挖掘和脉络梳理得以清晰呈现，实现由自在向自为、由碎片向系统展开逻辑学话语体系建构，形成先秦逻辑学思想发展线索的完整轨迹，使墨家逻辑为代表的先秦名辩之学的历史源头及演进动因得以凸显，更加充分、完整地重现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本土文化特征与世界逻辑体系相统一的发展走向。

其二，从文献范围上看，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内容非常丰富，既包含了以《墨经》为代表的逻辑学说体系，也包括《周易》以及其他名辩学说等经典文献，同时，还有不应忽视的相关政治、军事及文化等各种史料中所具有的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应用案例。因此，既要重视对名辩之学的经典文献研究，也要关注存在于其他史料中那些尚未形成体系的自发性逻辑学话语形态。在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脉络进行挖掘和整理的过程中，不仅要以儒、墨等学派的文献为重点研究内容，而且要探求那些藏在非显学史料中的逻辑思想要素，最大范围地拓宽对囊括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渊流的文本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使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原貌框架的丰富性得以重现。

其三，就研究方法来讲，无论是对集中反映中国逻辑史上第一个完整逻辑学体系的文本——《墨经》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古代其他名辩学说文献的解读，都需要进一步将其置于世界整体的逻辑思想体系中展开深度比较。从纵向比较中，系统梳理、全面呈现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的言说方式。从横向比较中，深入剖析中国逻辑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价值指向。通过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使人类思维活动中有关推理、论证的具体构成要素以及逻辑规律、规则等共性问题能够充分体现出来，从而明确逻辑的规范作用具有普遍性。同时，经过比较研究，揭示不同逻辑传统话语体系的独特性与系统性，将以墨家逻辑体系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学思想全貌展现给世人，推进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回归世界逻辑学研究视野，实现本土逻辑与世界逻辑之间的价值同构。

深入探究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的影响

“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内蕴两个关键词，一是“汉译逻辑术语”，即以汉语为载体，或以音译、意译、音译与意译合璧的方式将外来逻辑术语转化为汉语的过程。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发生了对梵文、英文和日文的逻辑术语的汉译活动；二是“本土化”，即在汉译逻辑术语的过程中，以意译的方法将外来逻辑术语与本土文化的用语进行互释，形成了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常用术语，也创造出了一系列反映本土文化特征的全新逻辑术语。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的过程，既是译者语言转换和语言驾驭能力的体现，也反映了译者对逻辑术语及其功用的理解能力与传播意图。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曾经历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为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也折射出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创新转化所特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最早出现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是古印度逻辑术语的传入。因明是由梵文意译而来，作为以推理和论证为研究对象的印度古代逻辑学说，它在南北朝时期就随佛教典籍传入中国，其具有代表性的古因明文献均被汉译，虽然因缺乏注文疏解而使古因明未能产生广泛影响，但为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拓宽了视野，并开辟了接纳与融合外域逻辑思想的历史路径。随着唐玄奘西行求法并汉译、译讲新因明典籍以及其门生注疏，印度古因明和新因明经过汉译术语本土化而系统传入中国并得到传播，由此与中国古代逻辑学形成互动与互补，转化为中国古代逻辑学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并随着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在近代复苏而引起学界的持续重视。

明末清初，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随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李之藻等人将《亚里士多德辩学概论》译为《名理探》，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中演绎方法的不足，从此西方古代逻辑学体系与中国的推论名理思想相遇、对接。李之藻十分重视对“逻辑”一词译名的廓清，将西方逻辑学术语赋予了反映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含义，许多汉译逻辑术语都与中国古代逻辑术语相通，力求以辩艺、名理等易于国人理解和接受的译名来表辞达意。虽然各种原因导致《名理探》在当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但它作为第一部汉译西方逻辑学著作进入国人视野，为近代西方逻辑学传入以及西方逻辑术语本土化引起的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严复译介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两部西方近代逻辑著作，均以“名学”指称“Logic”一词，具有与中国古代先秦名辩之学及李之藻汉译逻辑术语相连之意，便于接受西方逻辑，体现出革故鼎新的科学方法论价值。他还独创了一系列具有中国话语习惯的逻辑术语的译名，将两部原著中包含的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和穆勒建构的经典归纳逻辑等一系列西方逻辑学术语进行了汉译本土化。这一时期，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表现出空前的活跃和多样性，仅对“Logic”一词的汉译就有多种译名，例如，王国维将耶方斯的逻辑著作译为“辨学”，还有学者从日语转译而来的“论理学”等。近代开启的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表现出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服务于以文化革新来实现文化救国的理想追求，反映出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构所承载的时代使命。

充分展现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世界意义

中国语境下的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要从传统文化基因中把握中国逻辑学思想体系的发展进路，同时，也要加强中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逻辑传统之间的对话式研究，在学术互动中体现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世界价值。

一方面，要重视世界逻辑中国化与中国逻辑世界化的关联性。如果说中国逻辑史上多次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是世界逻辑中国化的体现，那么，近代墨家逻辑及先秦其他名辩学的复兴，则是中国逻辑世界化的主体意识和主动作为的体现。显然，世界逻辑中国化与中国逻辑世界化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反映了思想家们在以本土文化的言说方式解读其他逻辑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逻辑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意识和探究倾向，并有选择地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逻辑思想带入本土逻辑学话语体系建构中，打开了国人了解和接纳其他逻辑学传统的眼界，从一定意义上对弥补国人思维方式的不足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不是单向度的进行话语转换，而是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展开互释互动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逻辑博大精深的学说体系得以展现并融入世界逻辑学体系中。当代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要以实现中国逻辑世界化为目标，要以可对话、可互动、可共生的言说方式使世界逻辑的学术共同体更好地在人类理性文明进程中发挥作用，使世界逻辑学体系因有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而更加富有魅力。

另一方面，要把握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特殊与普遍的相对性。中国逻辑学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产物及组成部分，具有本土文化特征，即具有话语体系的文化形态特殊性，因此，我们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及其话语体系建设，无疑要重视其与特有的中国文化根基之间的关系，承认中国逻辑学思想体系言说方式的特殊性，是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前提；同时，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演进可以看出，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是世界逻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蕴了人类理智活动需要共同遵循的思维规则与思维方法，具有逻辑的共性特征及共性规范要求，充分体现了人类所共同具有的理性文化特质。当代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即通过提炼中国逻辑体系的标识性话语表达方式，构造能够与国际逻辑学术共同体深度交往与充分对话的话语载体，以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对中国逻辑思想体系、学术问题的系统了解和深入研究，使中国逻辑体系回归世界逻辑体系的应有地位，充分发挥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在世界文化互动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代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不仅要充分体现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也要从根本上反映没有疆界限制的、为人类所共有的逻辑学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特征，不要以特殊性取代普遍性，也不要以普遍性遮蔽特殊性，要立足于本土语境下逻辑体系的特殊性，去体现世界逻辑体系的普遍性，不能顾此失彼。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旨在系统构建中国逻辑思想体系的言说方式，使中国逻辑思想体系更好融入世界逻辑的学术视野中，掌握逻辑学话语研究的主动权，发挥中国逻辑思想作为本土文化建设和世界文化建设的理论资源的重要作用，使世界逻辑学话语体系因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而充满活力，也使中国逻辑学话语体系建设展现人类理性文化共有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