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天生具有某种历史气质。从我国的早期绘画半坡彩陶盆上的人面鱼纹，到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再到戏曲舞蹈萌芽于远古先民祭祀娱神的典仪活动等，都承载和包含着诉说、回忆、记录历史的作用及功能。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先秦诸子散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它们作为形象生动的文艺作品，也是不同时代历史变迁的艺术反映。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一次文代会和第十次作代会开幕式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这里提出“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对当前文艺创作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用全面、客观、辩证、联系发展的眼光透视广阔而深邃的历史时空，不仅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本质与现象、规律与偶然、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而且对某段历史、某个事件、某位人物，都能在把握历史走势中对其位置、作用、价值等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定位。树立大历史观，就是要站在高处以宏阔的眼光观察对象，不为事物的假象所蒙蔽，获得高瞻远瞩的境界和效果。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活着的历史。对深沉厚重的历史、对鲜活喧嚣的现实，都要竖立起正确观察事物的坐标系，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样才能不被波谲云诡的世事变幻和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所迷惑，才能在洞穿历史和现实底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程和世道人心做出准确有力的刻画和呈现。

有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相当于一个人有没有正确的思想，对于能否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影响极大。北宋末年，山东济宁境内水泊梁山曾活跃着一支以宋江为代表的起义队伍，施耐庵的《水浒传》把他们写成大闹州府、救济百姓的英雄好汉，而俞万春的《荡寇志》则将他们写成对抗朝廷、为非作歹的匪徒贼寇。与此相呼应，胡应麟、沈德符、李卓吾、金圣叹等围绕小说所做的评点，也颇多不同意见。同一历史事件和人物，产生两部意义截然相悖的作品，塑造出两种面目彼此对立的艺术形象，并引发评论家矛盾对立的观点，要害乃在于不同的历史观所致。原因很简单，文艺作品为文艺家所创造，他对表现对象认识正确与否、深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艺术形象是否能够立得住、传得开。由此可见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于文艺创作是何等重要。

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当然包括注重抒写中华民族数千年悠久而辉煌的大历史，注重描绘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大时代，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能表现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只能搞大题材、大主题、大项目、大制作。文艺总是以具体形象来反映生活。由这一根本特征所决定，文艺创作不能像社会调查那样，以扩大统计的数量与规模来保证归纳定性的可靠性及价值，而只能通过赋予具体形象更加鲜明特征和更为深厚意蕴，来增加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和概括力。

当然，我们赞赏小切口写出大气象、大境界，绝非表示对那些咀嚼一己之欢、有意消解对历史严肃性等不良现象的容忍，相反，它们恰恰是文坛所应清除的污垢。一段时间以来，某些文艺作品热衷于“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甚至“解构历史”，贬低崇高、讥讽道德、调侃英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等歪风屡禁不止，以致屡见不鲜。在这些作品里，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等宏伟图景，多半被演绎为阴谋、争宠、篡权、夺位等；尘世烟火和人生百味等美好生活，往往被置换为食色、情爱、算计、玩乐等原始生命本能的宣泄和展示，其间充斥着戏谑、滥情、暴力、刺激等娱乐性因素，缺乏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起码的尊重和敬畏。这种文艺现象应引起我们的警醒、反思和整改。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政通人和，前程远大。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节点，文艺工作者担负“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的庄严使命。这尤其需要广大文艺家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擦亮眼睛，洞明世事，在贯穿古今纵向尺度和融通中外横向尺度的交织考察中，感受和把握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砥砺前行的铿锵脚步与豪情壮举，以源源不断的精品力作，为攀登文艺高峰，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