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生纪录片指主要在网络平台投放、以网生代即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出生的人群为目标受众的纪录片。近年来,网络新媒体已经是纪录片传播的主阵地。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上线259部网络纪录片,同比增长超70%。网生纪录片凭借传播效率攀升、受众范围扩张、内容定位垂直等特征,显示出新的面貌,以非虚构的形象在网络文艺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网生纪录片也受网络观看习惯、弹幕信息茧房、资本逻辑围堵等影响,潜藏着审美迷失的隐患。网生纪录片创作者应留住纪实坚守的初心:以平民视角书写时代精神,让历史在现实中重焕生机,用镜头为人民画像、为时代存照。创作手法可以多元,纪录片非虚构的创作理念却不能改变。
时长缩短影响了叙事深度
多屏时代下,网络用户选择PC端、移动端等观看设备,自由度高、灵活性强,纾解了网生纪录片传播过程中的时空限制。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现实,大家外出行动减少、触媒时间普遍增长,媒介生态的转型加快,网生纪录片的传播效果可观。媒介特征的转移,促成网生纪录片传播效率攀升,但网络接收环境的随意性、观看时段的特殊性等因素,导致观众跳出率较高,比起短视频,网生纪录片的完播率更难保证。
为适应网络媒介的特征、迎合网生代的观看习惯,网络纪录片的时长较之以往多有浓缩化倾向。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整体时长缩短,目的是减少跳出率、提高完播率。如《早餐中国》和《沸腾吧火锅》每集10分钟左右,而早前的《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每集约50分钟。另一种浓缩化作为营销方式存在,即从纪录片中截取精彩部分剪辑成短视频,时长在90秒以内,专门投放在做视频流的应用软件上,从而实现宣传与引流的效果。
电影网络化初期衍生出的微电影,常因体量短小难以承担叙事深度被诟病,长期以来短视频的痛点也是平面化、低幼化的媚俗审美。网生纪录片为了媒介特征缩短体量,是审时度势还是审美迷失?其长期以来标榜的文化深度实存几何?从内容生产端的角度考量其原因,网络生态与市场环境给予创作者的拍摄周期变短,体量被浓缩只是外部表象,创作节奏加快、素材选取趋同、成品内涵不深等行业现象才是问题的根本。
以网生纪录片为代表的网络文艺,常囿于时长考量而损害艺术完整性,一味迎合网络审美,因碎片化观看习惯委屈艺术体量,陷入让媒介形式决定艺术内容的思维误区。完播率不是衡量作品质量的唯一指标,时长浓缩也并非评判作品内容的首要标准,出圈爆品有可能千篇一律,而无人问津也许是小众佳作。在快节奏的浪潮中,创作者采编时应坚持艺术完整性,并始终对内容的纪实性负责。通过投放短片进行引流与宣传时,创作端也要严格审核短片内容,规避二次剪辑对创作本心的违背,警惕过度娱乐对纪实坚守的消耗,守护长久以来受众对纪录片艺术的实用定位与精神期待。
“情绪型”弹幕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
网生纪录片调整创作策略之后,受众范围得到扩张,主要体现为受众的年轻化趋势。究其原因,除了内容创新,弹幕的魔力功不可没。
网生纪录片的弹幕附着纪录片的特性,多属于“观点型”与“科普型”弹幕,用户根据视频内容表达自己的观点、补充相关专业知识,一般有实质性内容,较为客观。同时也有弹幕行为的共性,不乏“情绪型”与“吐槽型”内容,用户针对视频中某个言行进行带有调侃意味的感慨或疑问,情感倾向明显,主观色彩较重。此外,“互动型”弹幕在网生纪录片中也难以忽视。譬如热门弹幕“多谢款待”,就是出自深耕烧烤文化的美食纪录片《人生一串》。当满屏的“多谢款待”伴随片尾一起到来时,观者们才有剧集真正结束的实感。这种观看行为中的仪式感,也是弹幕文化的魅力所在。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弹幕具有显性的社群特征。惯于发弹幕、看弹幕的观众之间存在持续的互动关系,这加强了观众对画面内容的黏性。然而,在网络观看行为中,弹幕存在使纪录片的客观性产生偏移的风险,尤其是“情绪型”与“吐槽型”弹幕。弹幕以文字滚动的方式,对画面主体内容进行遮挡,分散了观众用在纪录片上的注意力。当历史文化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正在介绍钟表修复工作之不易与艰难时,一句句“王师傅真帅”等关注钟表修复师傅外貌的弹幕,抢夺着观众的注意力。当观众在纪录片内容与插科打诨的弹幕之间来回游走时,对文本的沉浸度或多或少地被弹幕间离,作品难免面临文化深度趋浅、社会意义消解的困局。
弹幕属于观众接受行为中的不可抗力,创作者享受着弹幕带来的便利,通过弹幕内容与观众沟通、了解受众的兴趣点。不过,创作者对弹幕行为引发的注意力转移也鞭长莫及。面对观众主体地位的提升,互联网视频平台应发挥监管与调节功能,加强对低俗弹幕的拦截与惩戒。同时,用户初次启用弹幕功能时,需要知悉相关发送规则,共创清朗的网络空间。网络社区的管理者也要持续优化社群管理规范,以融合与包容的心态,形成开放多元的审美共同体,通过多方的协同努力将弹幕对观赏效果的折损最小化。
嵌入赞助产品和购物链接扩张了商业诉求
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是网生纪录片的一体两面。纪录片转网生后,充分借助网络营销途径,在商业化探索上取得了不俗的战绩。积极“跨界合作”、品牌化运营,成为网络视听行业的新业态。《棒!少年》《一百年很长吗》等作品先后上市电影版和剧集版,通过跨媒介叙事和跨屏传播,实现整合营销的叠加效果。此外,“矩阵化”用不同的商业模式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风味人间》《风味发源地》等作品组成的“风味”矩阵是此模式的成功案例。内容在线外加商业赋能,网生纪录片的成长线在各自的逻辑中得到延续。
纪录片商业化带来了新空间,但也存在滑入商业片、广告片之嫌。譬如,有的美食类纪录片的赞助商,常出现在食客的餐桌上,成为美食的“佐料”。有的纪录片惯用“边看边买”模式,让人感觉商业诉求过于直接。这些行为模糊了纪录片与网购节目的边界,更动摇了纪录片的纪实坚守。商业逐利不能撼动纪录片的基础价值——纪实。
刻意地在纪实情境中放置赞助产品、在观赏过程中跳出购物链接等行为,显然动摇了纪实之本,拉低了作品的可信度,造成纪实性让位于商业性的价值失衡,不利于网生纪录片的健康发展。
对于资本逐利的必然,创作者理应明辨商业化模式的优劣,不以损失“纪实”为条件交换短期红利。网生纪录片应善用传播优势和商业赋能雕琢内容。比如,在传播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方面,《风味原产地·甘肃》销售到美国流媒体播出平台“网飞”,在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丝路美食之探寻米踪》也通过聚焦美食的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奶奶都懂得》《做客中国:遇见美好生活》等作品内外联动唤醒民族记忆、打响民族品牌;更有以《当选择来找我》为代表的作品专注于记录乡村扶贫,切实助力脱贫攻坚。这些网生纪录片在肩负文化使命的同时,也收获经济效益,为业界内部的良性发展与价值平衡提供了成功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