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光芒熠熠的人物，其实和伴随我们的日月星辰没什么区别，平时你总不大会时常想起他们，你总觉得他们永远会在。然而他们却又和日月星辰不同，是西沉了就不再升起，划过天幕就不再回来。

2021年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在北京逝世，这位百岁老人终究没有等来这一年的盛夏，而他像水一样的百年人生，却在后人心中激起万千浪花。

人生中最惬意的好时光

1921年9月，何兆武出生在北京，彼时的中国仍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研究生，他一步步的求学经历见证了日本入侵、国土沦丧、举国抗日、抗战胜利的整个过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读小学五年级。”何兆武回忆道。为了躲避战乱，少年何兆武和家人一起坐火车辗转回到祖籍湖南。然而抵达岳阳后他们发现“南方也未有净土”。在湖南的日子里，何兆武看到了日军的为所欲为。

随后，何兆武回到了北京。在初中求学阶段，何兆武和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一样，时刻生活在日军入侵的恐惧之中：“我还记得有一阵儿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听到飞机在北平城上空盘旋，还有机关枪咔咔咔的声音，大家都在这种不安中醒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16岁的何兆武正在读高中，突如其来的战火让何兆武本就“胆战心惊”的生活变得更加不平静，这方战火也一直延续到他读大学。

彼时受战乱影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至长沙，后又迁至昆明，正式改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何兆武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从1939年到1946年，何兆武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回忆起在西南联大上学的时光，何兆武称它为“人生中最惬意的好时光”。“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在口述随笔集《上学记·迁徙的堡垒》的开篇，何兆武这样说道。

1939年秋天，何兆武初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彼时他刚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加之当时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何兆武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选择了工科，进了土木系。到大一第二学期的时候，何兆武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建筑学，于是决定改行。

后来，何兆武转入了历史系，谈及为何会选择历史系，何兆武曾说，“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1943年，何兆武从西南联大的历史系毕业，后在西南联大继续读研究生。受同窗王浩（后为著名数学家）的影响，何兆武最终选择了哲学系。在哲学系读了一年，何兆武患了肺病，养病期间他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读了大量的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作品，被那种“畅论天人之际”的精神境界打动，在西方诗歌中，他找到了心灵的慰藉，病愈后就转到了外文系。

在何兆武的葱茏岁月里，西南联大对他的影响可谓之深刻，这其中，就有西南联大的“自由”。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何兆武说：“联大保持了原有的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何兆武表示，“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何兆武认为，自由是学术的生命。他在《上学记》中写到，“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在何兆武看来，“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何兆武和《上学记》

2006年，耄耋之年的何兆武将他的求学生涯口述出来，由文靖整理成册出版——《上学记》。尽管这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透过这本书看那个年代，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年代，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说：“他的回忆中，有我们从没见过的时代。”

在那个军阀混战、日军进攻的灰暗年代，历史书上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那个年代的“苦难”。然而，在何兆武的口中，那个我们熟悉的、充满着炮火与外敌的年代似乎多了些生活的气息，他将我们在历史书中看不到的烟火与温情糅杂在其中。宛如葛兆光在《上学记》序中所写的，“在何先生（何兆武）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

这份口述史带着何兆武的回忆，使那些已经随历史远去的人物又从历史中走了出来。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以及那些年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幸福。

尽管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何兆武却从来不觉得自己不幸福，反而在《上学记》中多次提及“幸福”，他说，“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在何兆武看来，当时他们正处于战争年代，但他们直觉地、模糊地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将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所以即便那时候物质生活非常苦，但他们仍觉得非常幸福。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和自由观好像都有些太单纯，甚至太简单”，何兆武曾感慨。但他们的单纯和简单却留下了永恒，他们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成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和幸福。

《上学记》对人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但同时这本书又独具个性，在功利滔滔的世界上，何兆武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他在书中谈到，“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了，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何兆武对读书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毫无疑问，他也是热爱读书的。直到90多岁高龄，何兆武依然没有停止每天阅读的习惯。何兆武把读书视为一种享受，“我读书很多时候是跟着兴趣走的，喜欢什么就读什么。”在他看来他自己是“无故乱翻书”。

在何兆武看来，读书是要有兴趣的，但读书不能光凭兴趣，还是需要有一个宗旨的。他将读书分为两种，一种是非功利性的一面，比如消遣式的、趣味性的读书，何兆武称之为“作为消遣，看热闹”。另一方面，他认为读书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他指出读书如果与工作相关，就要认真读，要有明确的目标，阅读是要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他表示，“当我们准备做一个研究，或者搞一个课题，或者想弄明白什么、回答什么问题的时候，目标明确、有方向、有系统地阅读就显得非常重要。”

何兆武把读书比作吃饭，他认为书读得好坏和拼不拼命没有关系，读书要适量，也要掌握正确的方法。他不将自己桎梏在读书的条条框框内，但从未迷失过自己，宛如他的人生一般。

没有哲学深度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

读书为何兆武打开了人生的一扇窗，青年时对学术书的偏爱为他种下了翻译学术著作的种子。他的译著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影响了几代学人，对国内思想哲学领域的开辟和推进影响巨大。2015年，94岁高龄时他获得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在何兆武百年生命岁月里，除了翻译工作之外，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着极大的成就。1978年，他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出版，全书50多万字，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系统、全面、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思想发展史。在史学理论方面，何兆武不仅在国内筚路蓝缕，开拓了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另外一方面，他阐发自己有关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思想的一些重要论文，置之二十世纪世界史学理论领域最具原创性的作品之列。

何兆武认为，“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

何兆武说，他对于历史问题感兴趣，可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历史学家是如何来了解过去，从何种角度理解过去，是如何得出单靠史料未必能够得出的观点的。所以说他对历史学的兴趣，从年轻的时候就更多带有理论性的色彩。这一切理论的思考当然都会和哲学有着深刻的关联。他在采访中表示：“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对哲学感兴趣，觉得没有点哲学的深度就不能达到深入的理解。当然你也可以对历史问题做纯技术的考证工作，但那个不等于理解历史。我总是觉得要有点思想的深度才能理解历史。我们的历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方面和层次，可以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研究思想史和心灵史。我觉得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化，这个层次上的理解才是最根本的。”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何兆武在晚年依旧关心的是当下这个时代，希望更深入地理解个体与国家、时代、命运之间的关系。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在接受采访中说道，“何先生的百年人生经历了从北洋政府到新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由于《上学记》广为人知，人们更熟知西南联大对于他人生经历的重要性。我想，他们这一代学者最为关切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特别是人民在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如何才能幸福地、有尊严地生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能否处理好19世纪中叶以来就困扰着我们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一直关心的问题。”

何兆武非常喜欢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代和学术发展阶段不同，从不同的立足点出发研究中学、西学之间的关联，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

一生追求自由的何兆武，从不为名利所困。在追名逐利的浮躁氛围中，学富五车的何兆武始终与思想为友，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宁静淡泊。谈及他半生成就，他也只是一笑置之。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就像是把名字刻在水上，一边刻着，一边随水流逝。”（刊于《记者观察》2021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