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深入推进，中央实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取得了显著成效。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又推进了一步。
中国是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到2020年，我国汽车销量已连续12年排名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6年居全球首位。汽车业更是全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和压舱石。2020年，我国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达到8.16万亿元，在近40个工业行业中位列第二；汽车类消费占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十分之一，如果算上上下游产业，汽车产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比例甚至可占 15%左右。然而，与过去的钢铁、煤炭、水泥等产业一样，汽车产业当下也面临着产能总量供给绝对过剩和有效供给相对不足的结构性问题。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汽车强国”梦，汽车产业应加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业内对汽车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专业论述较少。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 尝试分析汽车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重点，为汽车产业开拓全新局面做些创新性思考。
一、汽车产能总量供给绝对过剩
目前，我国汽车产业的产能面临着供给总量绝对过剩的问题。据非官方统计，目前国内汽车行业总产能约为4000-5000 万辆，有的统计口径下甚至已高达 6000 万辆。当前，我国汽车行业已经从增量竞争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中国汽车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汽车销售2531.1万辆。按照业内年销量每年 4%左右的增长速度估算，2025年全国汽车销量将达到约3000万辆，2030年将达到约3700万辆。可以看出，产能和销量比较而言，汽车产能已经处于绝对过剩状态。与此同时，增量的产能还在不断加码。近年来，造车新势力不断布局新产能，据媒体统计，仅2020年，全国至少有23个新汽车工厂正式投产或启动建设，涉及产能近500万辆。
解决产能供给的总量绝对过剩问题，应该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着手？按照传统西方经济学供需理论，应该交由市场调节来解决，需求不足的话，供给端自然会发生变化，供需会自动达到平衡。但这种完全依靠需求端的做法，会对汽车产能这种资金密集型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例如，投资一个15万辆的整车企业大约需要30亿元，且调节周期较长。从钢铁、煤炭等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我国从供给端发力，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依法依规引导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出清一大批“散乱污”企业，有效改善了市场供需关系，带动整体宏观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解决汽车产能总量绝对过剩问题，同样要从供给端发力。一是政府应进一步强化对汽车产业投资项目的指导监督，严控新增整车产能，并建立建设进度缓慢项目或产能利用率低企业的退出机制。实际上，今年5月，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在业内下发通知，加强汽车产业管理，实施重大项目窗口指导，加强生产准入和退出管理等，就是在通过政策手段解决汽车行业产能问题。二是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应引导造车新势力不再新建产能，而是充分利用现有存量产能加以改造升级解决产能缺口；产能在各个省之间进行转移和平衡，汽车产能富裕的地区可将产能转移至产能不足区域等。三是准备退出企业不能简单地执行破产“一关了之”，而是可以通过司法重整、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资源损失，盘活存量资产，化解债务，安置职工。例如，陷入经营困境的北汽银翔引入重庆市政府为第一大股东，完成司法重整，成为国内汽车行业首家司法重整成功的企业；力帆汽车进行司法重整，引入吉利系成为大股东，实现了汽车业务的重启和新车量产。
二、汽车产品有效供给相对不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才导致“需求外溢”。在汽车行业也是如此，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突出。
近年来，伴随国内汽车市场进入存量时代的是不断升级的消费趋势。一方面，豪华品牌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的豪华车销量达165.8万辆，同比增长41.5%。奔驰、宝马、奥迪等豪华品牌销量均获得大幅度增长，特斯拉上半年销量达到16.2万辆，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不足50%，且多集中在中低端车型，其聚焦的12万元以下车型细分市场的份额正在萎缩。大部分自主品牌的产品力、品牌力较为落后，在消费者心中“廉价、低端”的印象较深，停留在提供中低端供给阶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是要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美好生活需要。汽车行业要抓住消费升级的趋势，增加有品牌、高质量、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一是深刻把握汽车市场消费趋势，尤其是年轻一代、“Z世代”的消费心理，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包括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二是走品牌向上之路，打造消费者信赖、喜爱的自主品牌，甚至发展为世界级的知名品牌和领军企业。三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推进技术进步，提供技术领先的产品。四是运用信息化、数字化、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制造技术，不断进行产能升级换代，并积极推动产业低碳发展。
三、汽车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三个重点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为指导，汽车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把握三个重点：
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在“百年变局”中实现“换道超车”。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是其核心动力和基本任务。要靠创新驱动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支撑引领产业结 构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我们看到，以长安、长城为代表的自主头部品牌，销量逆势上扬，品牌高端化之路已见成效；造车新势力蔚来平均售价超过40万元，消费者乐意买单；新能源动力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手握动力和储能电池的核心技术，是全球第一大动力电池供应商，市值已经突破万亿元大关。这些真正的创新驱动型企业仍在少数，我国汽车产业整体仍是大而不强、创新能力不足。
汽车产业要想实现产业升级、提供更多有效供给，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技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国外车企拥有深厚的技术实力与强大的研发能力，品牌力强大，我们想要超越基本没有可能，而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领域，我国汽车产业已经具备一定先发优势，未来需要继续加大创新力度。另一方面，在芯片、电池等关键技术方面，继续加强创新攻关，掌握核心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逐步实现产业链安全可控，在这场汽车行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机遇，摆脱跟随发展、模仿创新的路径依赖，成功实现“换道超车”。
二是树立大局意识，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汽车项目产值高、税收贡献大、吸纳就业多，一直是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尽管目前全国范围内汽车产能已经过剩，但部分地方政府仍旧不为“有为”之事，过分追求地方 GDP，纷纷欲打造“中国汽车城”“中国底特律”，功利性地上马整车项目，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不停放大全国产能盲目布点、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状。同时，我国汽车产业呈现区域结构不均衡的现状，有的省份的汽车产业基础薄弱或空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各地方政府应站在全局角度做有为政府，应根据当地资源特点，打造独有的城市竞争力；充分考虑当地汽车产业配套基础、经济实力等情况是否适合引入汽车项目；即使是要发展汽车项目，还要具备中长期的管理能力。同时，在优化产能工作中给予更加灵活、便捷、及时的政策支持，支持僵尸项目的退出，鼓励地区内或跨地区的产能重组或盘活，从而优化当地产能资源，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全国汽车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贡献力量。
三是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的供给侧外溢。
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目前，中国全国汽车保有量大约在2.6亿辆左右，千人汽车保有量为180多辆，与发达国家千人汽车保有量500-800辆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考虑到人口规模、区域结构和资源环境的国别差异，中国未来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消费不断升级、城市化逐步推进，千人汽车保有量仍然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国内汽车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汽车产业未来发展首先要立足国内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拉动汽车市场内需，做大国内车市蛋糕。在做好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有条件有能力的企业，也要瞄准国际竞争，有方向、有步骤地开拓国际市场。
根据中汽协数据，2020年全球主要国家汽车产量为7762.2 万辆，其中中国占比为32.5%，位居全球第一。中国汽车产业也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尽管从国内来看，汽车产能已经过剩，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存在国家之间结构不均衡问题，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地汽车产业发展滞后，产能供给不足，非洲新车年销量不足200万辆。全球化发展是中国汽车产业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中国汽车业必须要走国际化道路，推动产能走出去、供给侧外溢，提升全球影响力，实现“汽车强国”梦。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通过改革创新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中长期特征的结构性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潜在增长率和可持续发展动能，既是解决全球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治本良策，也是破解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可用药方。
这一创新和举措在钢铁等行业取得显著成效，也给汽车产业带来深刻启示，对国内其他行业，同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效供给不足，国内不能提供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是普遍存在的通病，亟需解决结构性供给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具有适用性。对于西方发达国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提出通过“制造业回归”来重振经济，也是因为供需结构出现新变化，曾经行之有效的刺激需求政策难以奏效，而从供给端发力，重构制造业产业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化解经济发展困难的中国模式和方案，为处于深度结构调整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了可选择的路径和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