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小朋友在北京天坛公园内拍照留念。
新华社资料片（鲁鹏摄）
一
春节过后，天气乍暖还寒，风料峭却有了暖意。那天午后，进天坛北门，往西一拐，高台的白杨树下，有好几个靠背长椅。刚落座不久，从我身前走过三位女士，个头儿都很高，身材也清瘦，都穿着长摆薄呢大衣，棕、红、蓝，颜色不一，裙摆下都露一截黑裙，很时髦的式样，非常显腰身。她们当中一位紧跟着坐在我前边的椅子上，另外两位分别站在椅子的前后，和坐着的女士聊天。
我注意打量了一下，年龄四十多，坐着的那位稍微大一点儿，脸色有些惨白，偏偏穿着最艳的红色大衣。站着的两位亭亭玉立，神情活泼，正从包里拿出小吃饮料，递给坐着的那位。她们的鲜艳衣着吸引了我，赶紧掏出纸笔，画她们的速写。
先画站在椅子前面的棕衣女。没过一会儿，她就坐下来，搂着红衣女说话。我便画站在椅子后面的蓝衣女，她很快离开，向我走过来，我以为她注意到我在画她们，要过来看看。却是我自作多情，她走过我的身后，走到我坐的椅子旁边的垃圾箱扔东西，然后迅速又回到原位。倒是过了一会儿棕衣女站了起来，也走到垃圾箱扔东西，回来时站在我的身边看我画画，指着画本说：这是画的我吧？把我画得太漂亮了！得到夸奖，我赶紧投桃报李说：你本人比我画得更漂亮！她听了咯咯笑了起来。另外两位也笑了起来，蓝衣女冲我说：您画的这叫素描吧？原来，刚才走到我的身后，也是看了一眼的。
被人画得好看点儿，心里都是挺美的，就像人大多都爱听好听的话一样。说是忠言逆耳，却不受用。
她们三人又保持最开始的姿势，一坐两站，说着闲话。我接着画她们，互不干扰，各得其乐。午后的阳光很好，已经有了春意温煦的感觉。游人不多，走过的人都会忍不住看一眼这三位衣着鲜艳而时髦的女士。那一刻，她们成了天坛的一道风景。
光注意画画，没怎么注意听她们聊天。她们的聊天是无主题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是孩子的鸡零狗碎，就是单位的一地鸡毛。只听见几句话，是棕衣女和蓝衣女安慰红衣女的：心情不好，得多出来走走，散散心……便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红衣女，心情不好？因为什么？病了吗？什么病呢？猜测着，像是想象着戏里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情节。素不相识的人，往往更让我萌生好奇心，大千世界，表面的光鲜，是最容易涂抹上的一层粉底霜。人生总是有不如意冲撞着如意的时候。打破了平衡，再想恢复，往往是人生的难处。
正画着，又一位女士从我的身前走过，走到这三个女人的前面，忽然冲着坐着的红衣女叫了起来：你也来逛天坛了！真是少见啊！
红衣女礼貌地要站在来，她赶忙按住她的肩膀，让她坐下：你身子骨不好，快坐！快坐！然后，又说，见到你能出来转转，真高兴！
红衣女指着棕衣女和蓝衣女说：她们两人一再劝我出来。今天下午，又特意请了假，非拉我到天坛走走，还非得让我穿这件红大衣！
那女人说：红的好，去去晦气！
意外相逢，格外高兴。四个女人叽叽喳喳喜鹊闹枝一样说起没个没完。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是四个女人！
二
秋天和春天，天气最好，不冷不热，无论上午，还是下午，百花亭里常会坐好多人。有外地游客走累了，坐在那儿歇歇。更多是北京人，带点儿吃的喝的，中午坐在那儿吃喝聊天，百花亭成了客厅兼餐厅。四周草木清香扑面。春天，东西两侧西府海棠的花都开了，更有花香四溢，花影迷离，是自家餐厅和客厅都没有的风光。
我常到这里，因为各色人等众多，形象各异，且衣着花样翻新，色彩丰富，好画速写。百花亭是上世纪70年代从李鸿章家庙移过来的，是个六角亭，亭内红漆圆柱错落间隔，会遮挡着彼此的一些视线，我坐在那里画对面或旁边的人，一般不易被发现，可以画得从容一些。
春天，我在这里画对面一对男女，年龄大概六十上下，女的胖乎乎，很喜兴，男的很瘦，不苟言笑，很有趣的一对搭档。他们倚在柱子旁晒太阳，像一对老猫，被温煦的阳光抚摸，眯着眼睛，很是惬意。
画完了，正要合上画本起身走人，女人站起来，慢悠悠地向我走过来，走到我的身边，问道：你是不是画我们呢？
我束手就擒，赶紧把画本递给她：是，您看看，画得像不像？
她接过画本瞅了瞅，说了句：别说，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然后，她抬起头，指着这一页冲我说：怎么样，这张画送我了吧？
大概看我有点儿犹豫，她立刻说道：跟你开玩笑呢！知道你舍不得！我照张相，可以吧？
我忙说：当然可以，您敞开照！
她从衣袋里掏出手机，冲着这张速写画噼里啪啦照了几张。照完后，问我：你姓什么？
一般萍水相逢的人，问旁人姓氏的很少见。我有些好奇，不知道她为什么对姓氏感兴趣，但还是老老实实答道：姓肖。
她一听立刻兴奋起来，仿佛捡到什么喜帖子，冲我叫了起来：你姓肖？仿佛不相信我真的是姓肖似的。
我问她：怎么啦？
她转过头指着那男人喊道：没怎么，你问问他姓什么？
我猜到了，肯定也是姓肖了。仿佛这个肖字，像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一下子对上了接头的暗号，让她无比兴奋。
那男的说：我也姓肖。现在都用简化字的肖了，以前是写繁体字的萧的。
我说：没错，百家姓里没有简化字的肖，咱们的姓应该是繁体字的萧。
他接话道：那是，我们原来村里的老人都说，萧氏的后代最早都是从辽代萧太后传下来的。
女的插话道：在北京城，姓萧的不多，凡是姓萧的，一般都是从关外迁过来的，五百年前是一家。
这只是传说，我不敢确定，没敢接话。但他说他们原来的村，让我立刻想到了南四环路上的肖村桥和北五环的肖家河桥，以前都是村子。想肖家河离天坛太远，肖村很近，不知道他们以前是不是住在肖村的，便问：您二位住哪儿？
女的答道：我们住宋家庄。
那倒是来天坛方便，坐地铁五号线，三四站地就到。我又问：您二位以前住哪儿？
男的说：以前住肖村。
我的猜测是对的。肖村，仿佛是对上了第二个接头暗号，心里忽然兴奋起来，立刻又问：那您二位是拆迁到了宋家庄的吗？
男的说：没错。前些年修四环路，占了我们肖村大部分的地。
我从不知道肖村的具体的位置，一直以为现在的肖村桥就是以前肖村的位置，说起肖村，他们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交错地告诉我，肖村在肖村桥的西边一点儿，是一片很大的村落，村里曾经有一座很大的庙，以前，这个庙当过村公所；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小学校；人民公社时代，又当过生产大队的队部。如今，这一切的历史痕迹，被建成的四环路所替代，刻印上了城市化进程的轨迹。应该庆幸肖村桥地名的存在，让历史的痕迹和时代的印迹保存下来。地名便不仅有地理的意义，还有着历史和时代这样三重的意义，让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回家的老路，也可以看到发展的新路。
难怪说起他们的肖村，一下子话多了起来。一个地方，从小在那儿生活过的人，和只是到此一游的过客，感情是不一样的。即使在时代的变迁中，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只存留下一个地名，也是含温带热的，说起它来，也像是说起自己的一位故人，甚至像是自己的情人。
三
去年五一期间，天坛公园里的游人明显多了起来，特别多了年轻人，一对一对的，虽然都戴着口罩，却有说有笑地徜徉在天坛的各个角落。清冷几个月的天坛，一下子有了生气。也是，自从去年初疫情突然暴发，武汉封城，北京城也几乎万人空巷。宅在家里那么久，赶上五一放假，自然会出来散散心，一舒多日积聚的郁闷之气。
五一那天上午，我坐在北天门内垣墙根儿前的长椅上画画，这里阳光充足，前面是宽敞的甬道，旁边是柏树林，散发着春天清新的气息。我身边的另一个椅子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来之前，他就坐在这里，不知已经坐了多久。说实在的，我就是一眼看见了他，才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想画他的。他身穿整齐笔挺的藏蓝色西装，还打着条猩红色的领带，很是醒目，引起我的兴趣。这样的节日里，逛天坛的人都是来休闲的，很少见这样正装的样子。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画他，一直显得百无聊赖，手里摆弄着手机，目光游离，时不时在往东边看。东边不远，是北天门的三座大门，那里，游人出出进进，多如过江之鲫。我猜测，他可能是在等人。
我把他画完了，正起身，没有想到，他也跟着站起身来，那一刻，我们两人像是约好要一起走人似的，仿佛是一起来的熟人或朋友。几乎同时起身的举动，让彼此都禁不住望了望对方，笑了笑。
你也走呀？我先说了句。这话说得有些歉意。刚才偷偷画他，做贼心虚一般，有些过意不去。
他点点头，没有说话，但冲我点头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上忽然显出一点儿羞涩的样子。就是这点儿羞涩，让我觉得这个年轻人那样的可爱，不是那种江湖上见惯的小油条。如今，小油条渐多，这样脸皮薄的，少了。于是，仿佛我真的和他相熟一样，几乎没加思索，顺口滑出这样一句：不等了？
他一愣，迟疑了一会儿，一口京腔地问我：您怎么知道我是在等人？
我笑了，说道：我是随便瞎猜的。
他却很认真地对我说：您是长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多，见过的世面肯定比我多，您说我在这里等快两个小时了，人还没有来，是不是不会再来了？
我问他：你没给人家打电话问问吗？
打了呀，没打通，开始没人接，后来关机了。我又发了微信，也没回音。
一看就是老实孩子。都这情况了，还用再“傻老婆等苶汉”一样傻等吗？
会不会突然有什么事情了？
小伙子像对我说，也像自言自语。
我们边走边说着话，走出北天门，一起朝北门走去。我弄清楚了，是等他的女朋友。也许，还谈不上什么女朋友，2019年11月网上认识的，第一次约会便是在天坛，说是看天坛的银杏，再不看，金黄色的银杏叶就都快落光了。见了面，长相呀，个头呀，年龄呀，工作呀，彼此都挺满意的。元旦时候，又见了一面，一起看了场电影，吃了顿饭。春节前工作忙，就约好等着过春节时再见面。没等到春节，疫情来了，都封闭在家里办公了，联系只有靠电话和微信。这么着，一耗耗到了五一节，小半年的时间，只见过两次面。虽然古诗词里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那只是属于古典式或理想中的爱情，只适合在诗词大会上背诵，仅靠电话和手机短信维持的爱情，如此脆薄得不堪一击。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或劝说小伙子。或许，小伙子根本不需要我来安慰和劝说。他原本比我想象得要坚强，或者更世故，在失败中更看清了爱情的真谛。如今的爱情，经不起考验。疫情暴发以来，时空阻隔，心情烦躁，闹得彼此隔膜甚至割裂起来，别说才见过两次面的恋情了。这小半年的时间里，内心受到的冲击，一切不确定的因素，都会浮出水面而迅速膨胀，足可以让梁山伯与祝英台没有变成翩飞的蝴蝶，先变成满地在爬的毛毛虫。
走到北门前面，西侧的假山石旁一丛硕大的黄蔷薇开得正旺，从上往下倾斜一道瀑布一样，阳光下金光闪闪，晃人的眼睛。在整个天坛公园里，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地方，有这样灿烂的黄蔷薇。一年四季，它只有在这个时候辉煌一次。站在它前面照相的人很多。
小伙子忽然停住，望了望这一丛黄蔷薇。然后，指着黄蔷薇，对我说：去年我们第一次约会，就先在这里碰的头。
那时候，蔷薇没有开花。
今天的五一又到了，蔷薇开花了，一片明黄。
四
那天中午，我坐在百花亭里，读布罗茨基的诗，读到《我坐在窗前》，有这样一句：
我坐在窗前。坐着坐着想起我的青春，
有时我笑一笑，有时我啐一口。
忍不住，我也笑了。不知是布罗茨基写得好，还是中文翻译得真好，这个“啐”字，太形象，富有感情，毫不遮掩，又那么节制、含蓄，多有象外之意。
该吃午饭了，便合上书，沿亭前甬道往北走，想出北门回家。甬道两旁的龙爪槐还未生叶，光秃秃的，虬枝遒劲。径直走到内垣的灰墙前，本想东拐，忽然看见内垣那扇月亮门前人影幢幢，不知有何事情发生，便好奇地走过去。刚到月亮门，就看见西侧一片杏林枝头花枝繁茂、盛开如雪。树下人头攒动，笑语欢声，分外热闹。
来天坛无数次，这里也常走过，不知道居然有这样一大片杏树林。大概来的时间不对，一年只有到这个时候，杏花才会如此灿烂地和人们相会。平日里低调得很，不像月季花一年四季都要粉墨登场，花开不断，争相亮相，混个脸儿熟。
我走了过去，先看到树前两排坐着轮椅的老人。他们并不摇着轮椅到前面树下，只是静静坐在那里，坐得是那样整齐，好像在开会，或者在观看节目，认真地看着前面的杏花灿烂地发言或表演。我不知道他们是约好了，还是正好凑在一起，杏花如雪，映衬着他们的一头如银白发，如此相得益彰。他们看着花，说着话，不动声色，春秋看尽，炎凉尝遍，一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样子。
他们的前面，便是杏林，有人说是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古树了，其实不准确。天坛以前没有花木，它们是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种植的，树龄最大六十多年。不过，也算是沧桑了。在北京的公园里，能见到古杏树的有，但能见到这样一大片沧桑杏树林的，真的不多。在如今天坛的花木中，除松柏蔚然成林和那一片丁香林之外，大概就要数它们了。
杏树下，大多是年轻人在拍照。他们或倚在树干，或手攀花枝，或仰头做看花状，或挥舞头巾做飞天状，或高举着自拍架在自拍……姿态各异，尽情释放，花让他们少了人前人后的顾忌。有几位年轻的女子，正在树下换装，更是毫不顾忌地脱下外套、毛衣和裤子，套上鲜艳的民族服装——大概是改良版的藏族服装，准备和杏花争奇斗艳。
再远处，杏林的边上，几个小孩子在疯跑，叫喊着，打闹着，追逐玩耍。
三月中午的阳光下，杏林中一幅难得的有声有色的画。
我回过头，又走到那一排轮椅上的老人面前。忽然，想起了刚才读到的布罗茨基的那句诗：
我坐在窗前。坐着坐着想起我的青春，
有时我笑一笑，有时我啐一口。
有一天，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苍老，站不起来。疾病和苍老，是每一个人都要上的必修课。我也会和他们一样，和老伙伴们约好，凑在一起，不是坐在窗前，而是坐在老杏树林前，想起我们的青春，笑一笑，又啐一口吗？
关键是要啐一口。
五
看网上的统计，2006年，天坛的鸟有130种；2019年，有199种；还有个数字，说总鸟数有五千余只。不知道这样的数字是否准确，不过，也足可以看到天坛近些年自然环境改善得越来越好，才会有这样数字变化，鸟飞来得越来越多。
天坛唯一的缺点是缺水。因此，众多的鸟类中，没有水禽。我一直做这样的遐想，斋宫原来是有水的，如果斋宫的两道御河里能够重新注水，那该是另一番景观了。
在天坛，我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鸟。这些鸟不像春天里的二月兰，在瞬间可以成片成片地开在你的眼前。真正想要看鸟，得有耐心和诚心，像钓鱼一样，得坐得住，仔细观察，才能看到。我来天坛这么多次，看见多的是麻雀、灰喜鹊和乌鸦，也曾经偶尔看见过啄木鸟、蓝靛颏、乌鸫和雨燕，听见过布谷鸟的鸣叫声，但没有找到鸟的踪影。也许，是见识浅陋，我只认识这几种鸟，见到别的漂亮的鸟，却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和它们无缘相识。
以前，从没有见过戴胜。奇怪得很，自从前年秋天第一次见到以后，竟然多次见到戴胜，像是一种缘分，就如同你在天坛偶然见到的一位陌生人，以后在此又多次巧遇一样，给你意外相逢的惊喜。
前些天，是三月的一个下午，在外垣墙前的柏树林里，远远地看见几个人蹲在地上照相，走近一看，是在给戴胜照相，两只，顶着漂亮的冠子，伸着长长的鸟喙，正在草地上啄食。小腿在草丛中一蹦一蹦的，悠然自得，像踩着小步舞曲的点儿在跳舞。
我站在那儿看，像看到老朋友，不知这是第几次见到戴胜了。很奇怪，戴胜一下子像林中的小松鼠一样多了起来。
又走过来一个男人，很惊奇地叫道：这是什么鸟呀，这么漂亮！
我告诉他：是戴胜。
这个男人又禁不住说了句：没见过，还真是漂亮！
我像是戴胜的老朋友一样自居，并自以为是对他说：这草还枯黄，过几天，草一返青，鸟在绿草上一蹦，黄色的冠子和它们黑白相间的翅膀一抖擞，颜色才更打眼呢！
那是一定的了！他像相声里的捧哏一样，很给我面子。
我则说得更来劲儿，把知道的关于戴胜仅有的一点儿知识，又好为人师地抖搂出来：别看它们长得好看，可臭呢，人们又叫它们臭咕鸪。
蹲在地上正照相的那位男人，抬起头来，不大满意地冲我们说：别这么说啊，人家可是以色列的国鸟呢！
是吗？那个男人更是惊奇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们这么又说又笑又是噼里啪啦地照相，两只戴胜只顾着跳着蹦着找食吃，泰然自若，旁若无人。
那个站在我旁边的男人指着它们冲我说：你看它们一点儿也不怕人！
我说：在天坛，它们见到的人多了，可比咱们见多识广！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