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有哪些经验？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推动传染病防控事业发展？对此，经济日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

记者：科技创新对传染病防治工作有哪些作用？传染病防治的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建国：经验告诉我们，人类战胜传染病的最有力武器就是科学和技术。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从根本上找到战胜疫病的有效途径和解决方案。2008年，我国启动实施了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为有效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了科技支撑，发现新病原和研发疫苗的能力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突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所有以前准备的理论、策略、方法、技术、产品等都显得力不从心，使我们更加迫切认识到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目前，我国传染病确诊能力仍然较低。除少数法定传染病外，绝大多数传染病的诊断没有病原学证据，容易产生误诊误治，在农村更是如此。实现传染病防控的关口前移，首先要把发现病原体的能力前移到医院、农村、海关、机场等，并建立强大的病原体识别网。

记者：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现状怎样？

徐建国：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随着全球化、规模化的发展，交通愈发便利，人口愈发密集，气候愈发多变，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也在进一步增加。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卫生状况、食品质量不断改善，为什么传染病非但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传染病不仅是生物学问题，也是社会学问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生活方式、环境和行为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传染病的发生原因、表现形式、社会影响等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换言之，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和发展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因此，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经济发展模式和人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要更加重视传染病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传染病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和卫生条件改善而消失。交通便利、交流频繁等因素，会使一些传染病传播得更快、更广。

记者：作为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您对未来的工作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如何继续做好创新工作？

徐建国：目前看，我们应对新发传染病的策略和研究基本上是被动的，人们称传染病预防控制是“马后炮”。其实，我国已经具备了在传染病疫情发生前开展主动研究的能力。为把“马后炮”变成“先手棋”，我们必须开展“反向病原学”研究。具体包括：发现、分离、命名新的微生物；评估新发现微生物的潜在致病性或者公共卫生意义；提出未来可能引起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的新发现的微生物目录；研究检测、诊断、治疗、预防控制的技术、方法、措施、策略等；预防发生或早期扑灭疫情，为实现不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而努力奋斗。开展反向病原学研究，可变被动为主动，预防发生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或把新发传染病控制在萌芽状态。

一种观点认为，大多数病原微生物已经在19世纪被发现了。事实远非如此。绝大多数细菌、病毒还没有被发现。人类分离和研究的病毒、细菌等，远远不足细菌或病毒种类的1%。对于新发现的微生物，我们很难确定哪种是致病的，哪种是不致病的。

在我国境内，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携带着大量的未知病毒、细菌、寄生虫等，但我国科学家却几乎没有针对野生动物开展过比较系统的研究。我们希望开展反向病原学研究，先从这些野生动物入手。在野生动物体内发现新微生物后，先分离、鉴定新的微生物，评估新发现微生物的潜在致病性或公共卫生意义，提出未来可能引起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的新病原体目录。随后，再开展一系列的检测、诊断、治疗、预防控制的技术方法研究。

记者：“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职能。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徐建国：中央提出，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着力培养能解决病原学鉴定、疫情形势研判和传播规律研究、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等实际问题的人才。培养一支水平高、斗志强、顶得住、上得去，在关键时候能打硬仗、打胜仗、打大仗的疾病预防控制国家队。为实现上述目标，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工作方式需要改革。疾病预防控制系统需要有稳定的科技经费，保障培养高水平人才，完成传染病预防控制所需要的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