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关县地处晋西北，是黄河入晋的第一县。日前，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传来消息，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在黄河左岸的偏关县发现一座距今约4500年的小型寨堡，从其地理位置可见，该寨堡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古堡遗址，被专家称为天峰坪遗址。

偏关县俗称偏头关、偏头寨，与宁武关、雁门关并列三关，古有“三晋屏藩”“晋北锁钥”的美誉，并被冠以“中华长城古堡第一县”的称号，境内长城绵延，古堡林立，自古就有战略要地著称于世。此次发现的天峰坪遗址就是偏关入黄河口附近一座孤悬关河南岸的古寨，位于天峰坪镇天峰坪村东，西距黄河1公里。该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所在地三面环河邻沟，仅西北侧留有一窄梁以供进出，位置封闭，地势险要，具有极强的防御色彩。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张光辉介绍，该遗址最早发掘于2019年9月，是配合忻州市三大板块旅游公路偏关段的建设进行发掘的，现场清理护坡等石墙4段、房址近20座、灰坑30余座、墓葬2座，此外，还有部分龙山时期堆积。

距今4500年，是中国仰韶文化的中晚期，此时的史前人类大多会选择在坡地而居，为何天峰坪遗址会选在黄河岸边这样险峻的梁峁之上建立呢？对此，张光辉说：“天峰坪遗址始现的前夕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一次大转折阶段，随着南方史前文化巅峰的上演，中原地区迈入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也出现了如陶寺、孝陵等为代表的一些大型聚落，天峰坪所在的黄河两岸地区，虽经新石器时代数千年的积淀，仍受先天地理环境和山地经济的局限，文化社会的高峰到来稍显迟缓，在大体相当于庙底沟二期，社会危机四伏，选在河前险峻的梁峁之上，并借助当地基岩暴露出的丰富石材，采石筑台，砌建寨墙，形成一个个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小型寨堡。”偏关天峰坪遗址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于黄河左岸出现的一处小型聚落。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遗址东部，紧贴黄河岸边，是天峰坪镇所在的天峰坪大坮塬，周边有大片的坡地，地势弛缓，视野开阔，但考古工作者却未曾从该片坡地中发现考古遗迹，这说明当时天峰坪遗址古居民并不认为该地点是更佳的择居之处，而是偏好于东面关河环绕的南岸孤峁上。“此处相较于天峰坪更加封闭，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借助三面沟谷，稍作拦截，即可营造一道牢固防线，当然采石便利也是一大优势。”张光辉说，类似这类择险而居的模式还有内蒙古准格尔旗的白草塔、小沙湾、寨子塔等年代较为明确的早期石城，这也开创了北方石城借助沟壑天险，修筑墙体，形成封闭单元的砌筑习俗，进一步开启了史前黄河两岸地区这类居址的一般模式。

据悉，整个发掘区堆积经历了兴建、废弃、重建、再废弃等多次反复的过程，存在多个阶段的房址，延续时间数百年，已清理的遗存以台地边缘的护坡墙及台地上下同时期房址为基本要素，其始建年代不晚于距今4500年。该遗址最大特色就是台地上下分布的10余座相对完整的房址，多为石构建筑，包括连间和独立的单间房址，从聚落布局上虽有逐步向外扩展生活空间的阶段性变化，但在台地上下建筑房屋的基本生活格局并未大变。

天峰坪遗址内有两座石砌的连间排房，基本形制规整，呈长条形，数间连为一体，此后这类房址在碧村遗址也有发现，并作为小玉梁地点顶部的核心建筑，门前留有广场，四边砌筑护坡墙，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这类连间房址在此前的黄河两岸地区并无根基，更多流行于南面，郑州大河村、蒙城尉迟寺、天门门板湾等遗址的发现较典型，被称为“长房”。通常，独立的单间房址会设有灶，但在这样的连间排房里，并没有发现灶址，考古工人员判断，这些房子应该会有特殊的功用。“就单个面积来看，其分间与独立的单间房址规模大小相差无几，且其整体地位也并不占绝对优势，但以主建筑为中心的布局规划贯穿始终，形成一个‘小团体’，并且主次之分，这可能又成为连间石砌排房的一个演进方向，从小范围的主建筑向聚落中心的核心建筑发展。”

考古工作期间，张光辉也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他发现在距离天峰坪遗址8.5公里处，有偏关萃峰禅林寨址，虽然二者性质不同，但也为理解这类建筑择险而立的初衷提供了一个借鉴。“偏关萃峰禅林寨址是一处明代古寨，矗立于黄河东岸一座四面邻沟的孤峁上，面积不足5000平方米，依地势上下多采用石头包砌，出露地表形成内外两层寨墙，上下错列石券门洞，宽度不足1米，仅能容单人通过，经由东南寨门顺阶向上，进入寨内，天峰坪遗址应该是这类聚落模式的早期形式之一，其偏于一隅，择险而居，采石筑台，砌筑房屋的习俗，进一步开启了公元五千纪上半叶黄河两岸地区这类居址的一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