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主要指明清时期晋商历经万险开辟的一条由福建下梅通往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的中蒙俄商业大通道，兴于17世纪，繁盛200余年，被俄国人称为“伟大的茶叶之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更是将“万里茶道”与当代建设的中俄输油管道并称为“世纪动脉”。
重走“万里茶道”，再现汇通天下盛况；感受晋商精神，深思商业盛衰背后的跌宕更迭，既是对这段辉煌历史的深刻缅怀，更是为推动山西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万里茶道的历史背景
万里茶道是消费驱动的典型例证，其形成与中俄贸易紧密相关，是国家政策、消费需求和商人主体等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17世纪以来，随着俄国不断东扩，中俄双方商民在新疆、东北等接壤的边界地带往来非常频繁，东方的茶叶、丝绸一经传入俄国，便受到俄国封建贵族的欢迎。同时，俄国连年征战，战争经费入不敷出，加之本国毛皮在欧洲遭遇滞销，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销售市场。而“中国市场对于俄国的国家和私人商业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中俄两次雅克萨之战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从此，俄国官、私商队便纷纷来华，迅速形成以俄国商队单方面来北京进行交易的队商贸易高潮，史称“京师互市”。随着来华商队增多，北京贸易出现了诸多问题，中俄双方经过反复交涉、谈判，于雍正五年（1727）签订《恰克图条约》,推动两国贸易逐步进入黄金时代。中俄之间“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恰克图贸易市场迅速发展，据记载：恰克图当时“百货云集，市肆喧闹，遂为漠北繁富之区。”随着俄国人消费需求地改变，中国出口商品也由早期的棉布逐渐转为以茶叶为大宗，到19世纪初茶叶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已达60%，之后更占到俄国经恰克图进口额的95%。而在恰克图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的晋商，则是这场商贸高潮的主力军。
14世纪70年代，明朝政府为解决边塞军粮之需，实行以盐、茶为中介，招募商人输纳军粮的开中法。山西商民抢抓政策机遇，充分发挥北接九边重镇，南依运城盐池的区位优势，乘势而上，开展盐、茶贸易，开启了纵横商场500年的辉煌历程。延至17世纪，晋商再一次敏锐把握住历史机遇，为满足北方游牧民族和中俄贸易对茶叶的消费需求，利用百年积累的长途贩运和盐茶贸易经验，通过多式联运，开拓出一条南起福建下梅、湖南安化、湖北咸宁，经杀虎口或张家口，北至归化、库伦、恰克图，西达新疆迪化的5000余公里的南茶北运贸易线路，史称“万里茶道”。松筠在《绥服纪略》中称“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1840年俄国人曾记载：“与我们做生意的中国商号总共可达70家，其中50家在张家口，20家在山西，但也包含小商人（非大财产），所有这70家均是山西人。”可见晋商当时在万里茶道和中俄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万里茶道的盛衰变迁
清代中期以降，中俄边境地区逐渐形成新疆、恰克图和东北三大贸易市场，新疆和东北地区主要依靠自身资源禀赋，以农牧产品出口为主，无论贸易规模、规范化程度和影响范围都无法与恰克图市场匹敌，且恰克图贸易市场主要以茶叶为大宗，是万里茶道的主要目的地。因此，万里茶道盛衰变迁与恰克图贸易发展息息相关。
从中俄贸易正式开始至19世纪中期，恰克图市场几乎是整个中俄贸易的全部。18世纪40年代起，恰克图贸易额直线上升，年平均贸易额在一千万卢布以上，19世纪后半期更是保持在1500万卢布上下。1860年后，随着晋商不断深入俄国腹地开展贸易，茶路从恰克图进一步延伸至秋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俄国城市，由中国东南至俄国西北全长近1.4万公里，成为“万里茶道”的鼎盛时代。乔治·凯南于1881年曾报道说：“几乎所有俄国消费的名茶都是由骆驼商队从中国北部经过蒙古带来的……这些茶叶从恰克图进入俄国，然后重新被包装，用毛皮包好，用线缝好，穿越西伯利亚大约4000英里的路程，最后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或者下诺夫哥罗德一年一度的贸易博览会。”
1893年，恰克图贸易仍占中俄贸易总额的73.1%，是中俄贸易的主要市场。《绥远志略》载：绥远（包括归化地区）汉族约占十分之六，而晋省人口迁徙数量是为第一，这源于著名的“走西口”。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城市张家口所在的宣化府，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人口即达到了74.6万，万里茶道的兴盛程度可见一斑。
好景不长，1895年至20世纪初叶，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始运营，俄国的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东北地区的进出口额迅速增长，成为中俄进出口最有利的商路，恰克图贸易开始迅速衰落。日俄战后，75%以上的进出口货物经过东北地区与俄国贸易，使它由一个双边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地方市场转变为对两国内地经济均产生重大影响的贸易区。新疆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参与贸易分工，虽然进出口比重略有提升，但其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无法推动产业结构科学合理调整，加之俄国拥有技术垄断优势，导致新疆参与贸易的价格条件只能不断地恶化，甚至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至此，由福建崇安—江西河口—鄱阳湖—九江口—长江—湖北汉口—樊城(今襄阳)—河南赊旗镇—山西泽州—祁县—太原—忻县—大同—河北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的万里茶道日渐衰落，繁盛200余年的驼铃声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工业革命后回荡于中东铁路和长江、运河之上的阵阵汽笛长鸣。
万里茶道的现代意义
百年时光转瞬即逝，但万里茶道的跌宕更迭和奋进的晋商精神，为我们推动全省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我国正处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期，山西正处在转型攻关期，国内外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显著增加，我省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还未效解决，此时回望来路，更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先贤智慧，站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上，科学把握未来前进方向，坚定转型发展信心与决心。
一要积极抢抓政策机遇。晋商于明清各大商帮中独领风骚，开拓出万里茶道这般宏大的国际贸易商路，不仅是具有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勇气和精神，更重要的是敏锐把握机遇、创造性落实国家政策。晋商的资本积累得益于明朝推行开中法，晋商的票号辉煌得益于清朝开放边境贸易，长途贩运为晋商提供了汇兑的现实需要与可能。国家政策支持与自身努力奋斗相结合，成就了晋商驰骋中国商场500年的历史传奇。当前，国家推动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我省指明转型综改的金光大道，赋予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使命，我们要牢牢把握机遇，创造性落实国家的各项支持政策，有效释放政策红利。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的基础上，更加突出结果导向，坚决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要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任务化、标准化，既有安排部署，又有督查考核，形成管理闭环。同时，要把结果导向贯穿于规划编制、政策制定全过程，突出山西特色，避免“水土不服、南橘北枳”。
二要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山西可谓气石充足、风光无限，我省埋深两千米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占全国预测资源量的27.7%，煤炭、钢铁以及多种有色金属储量丰富，风能、太阳能采集利用优势显著，人文和自然景观分布广泛。这是我省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也是我省实现弯道超车、换道领跑的重要基础，但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单纯依靠资源禀赋无法实现经济发展质的提升。中俄贸易中的新疆贸易市场就是一个生动实例。在人无我有，人少我多的情况下，新疆贸易市场还能够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实现贸易顺差，但是当俄国工业革命之后，新疆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毫无竞争优势，迅速落为俄国工业产品倾销地。由此看来，我省不仅要发挥好人无我有、人少我多的比较优势，更要向人有我优的目标迈进。要统筹处理好有与无、多与少的辩证关系，做好“无中生有”“培育壮大”两篇文章，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聚焦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谋划一批重大龙头项目；紧盯承接东部产业梯次转移机遇，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释放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链、制度链的耦合效应，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具体来看，要深入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加快氢能等新能源领域科技攻关，全力摆脱“两个”过度依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持续强化转型项目建设，有效扩大省内需求，以消费驱动替代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快实现晋材晋用目标；坚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创新平台基地建设，打造“双创”升级版，着力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科学推进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商品结构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
三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万里茶道的艰辛，很大一部分是商人为避开苛捐杂税，不得不放弃官道驿站另辟新途，沿着茫茫戈壁、沙漠边缘逐水草而行。孟子曰“苛政猛于虎”，营商环境不优，不仅无法吸引外来投资，更有可能逼走本土企业，造成大量投资外溢。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目的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就全国而言，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扩大内需和招商引资的主要抓手，2019年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大幅进位。具体到我省，要坚持“三对”“六最”要求，以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为引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过去一年，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开展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入选“2019年中国改革年度案例”；积极探索倒阶梯输配电价，电力成本有效降低；减税降费力度持续加大、“三供一业”全部划转、汾酒集团整体上市。但也要看到中梗阻现象仍然存在，企业运行成本较高、审批环节不畅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这要求我们要统筹运用有形与无形两只手，既充分发挥政府前瞻性宏观调控能力，又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辅之以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资国企改革及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聚焦产业、企业、企业家，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动力潜力，通过改革的手段不断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政府治理效能和经济发展动力。
四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万里茶道不仅是货物进出口的贸易之路，更是明清时期中国同中亚及欧洲地区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互通有无的对外开放大通道。万里茶道的兴盛，有效促进了沿线城镇化发展，河南赊旗、山西杀虎口等贸易节点逐渐繁盛，承德府1827年人口总数已超过115万。同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随商品货物一同进入中国；边境地区民族融合进一步促进了边疆巩固；庞大的交通运输网络加快建设。当前，全球化趋势正以百年未有之速度蓬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将欧亚非沿线各国紧密结合，万物互联时代已经到来。我省正在以大都市大县城建设统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主三副六中心”的空间布局，省内区域协调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时代，没有边缘只有节点的特性，正确处理好省内、省外两个市场的关系，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加强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对接；紧抓成为全国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试点省和通航示范省机遇，加快对外开放大通道建设，力争早日打通全省33个出省口，完成忻雄、集大原、太延等重点铁路建设，为构建现代物流产业夯实基础；立足自身工业基础强的优势，积极参与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大分工，鼓励企业在更大市场中经受风雨，在更广平台上展示成就。
万里茶道，这条南船北马，曾与丝绸之路并誉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虽已尘封百年，但其承载的晋商精神和历史发展规律，将指引着我们全体后来人在推动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道路上昂首奋进，阔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