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中秋节，吃了一顿猪肉烩菜，主食是葱香花卷馍馍。只记得，猪肉烩菜很香，花卷馍馍很白，散发着胡麻油和红葱的味道。父亲亲手做的。

90年代末，我也就七八岁的样子，生长在临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周边村子也都很穷，不过年不过节没有肉吃，细白面得掺着粗粮面吃。我们村也不例外，我家光景更是惨淡。家里六口人，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年龄身高都是阶梯式的。母亲是父亲的助手——下地能扶犁，回家能掌勺，没有什么信仰却一辈子只吃素。父亲是农民，后来做了点小本买卖，结果血本无归，家里闹下“大饥荒”。欠下的钱，承诺好“砍头息”后，债主才一个个离开。

记得，那天半下午的功夫，村口来了一位卖猪肉的农夫，邻村的，跟我父母都认识，是自己养成的黑猪。看着猪皮上有零星的黑毛，那年头也没有别的什么猪肉卖。

父亲也许是为了让我们兄弟俩不捣蛋，也许是自己想吃肉，也许是看在八月十五的份上，提着一布袋（母亲用旧衣服缝的能装二十来斤粮食），里面装着大约有十来斤黄豆，去找卖猪肉的换肉（那年头流行粮食置换，我家也没有现金），四个娃自然都跟着，看看猪肉长什么样。

只见两人寒暄几句，直入主题。一番杀价还价，谁也没有占着谁便宜，黝黑的皮肤褶皱着，都有着跟老农们一样的地方——我的肉最好；我的黄豆最贵。

那半袋黄豆换了约二斤左右的猪肉，父亲趿拉着一双旧了的布鞋，穿着深灰色裤子，卷起沾着泥土的裤管，上身穿着白色二股劲背心（已经成了土黄色），外套一件深蓝色中山服，没有扣扣子，双手背着，肉就挂在他的一根手指头上，向前倾着腰，下嘴唇抿着上嘴唇，哼着小调，走着八字步。这个动作太帅了，也许是有猪肉的衬托，我们几个灰头土脸的娃娃，像灰猴一样模仿着这一经典动作，此时父亲的动作更加夸张了。

这么大一块猪肉是不可能交给母亲这样不吃肉的人去烹煮的，母亲只能打下手，干一些削土豆、掰豆角、泡粉条之类的活。黄昏，父亲亲自切肉，手洗的很干净，姐姐们一个拾柴火，一个拉风盒，火旺极了。

肉是用蜂蜜红烧后烩了菜的，母亲早就准备好花卷馍馍，坐上蒸屉，蒸汽一会就冲出，大烩菜和花卷馍馍扑鼻的香气，径直吸进了姐弟几个的身体，和口水一起为早已咕噜叫的肚子解馋。

在大锅旁边放着一个碗，装满红烧了的猪肉片，上面洒满雪白的盐巴。“一次不能吃这么多，有一点肉就可以嘞，这些肉留着，等以后来个人或者遇着重要的日子再吃”父亲说。随后就端着这碗肉来到另外一孔窑洞的组合柜边，站在高高的凳子上，把肉放到了最高的柜子里。我和弟弟叠罗汉都不一定能够到的地方。

开饭了，这顿饭太香，还有骨头肉，我们吃的很饱，以至于十几天我们都没有吵吵着要吃肉。家里没有冰箱，天气不冷不热，父亲也许是忘了家里还有一碗猪肉可能要变质。当他想起来的时候，这碗猪肉已经像染了色的非主流的头发，上面长满了很长的灰绿色毛。没错，猪肉发霉了，已经全坏掉了。

又是一个黄昏，父亲看了我们几个一眼，唉了一声，不忍心把坏的猪肉倒掉，他说“生臭熟不臭，熟臭无解救，这才七分熟嘞”。在母亲反对之下，他自己削土豆，掰豆角，没有粉条，把这些菜和坏掉的猪肉一并烩了。这次，父亲没有让我们几个娃吃猪肉烩菜，我们喝的是“钱钱”稀饭（用黄豆压成的小片），就着白面掺着粗粮的馍馍。

记得，父亲那次把发霉的肉都紧着吃掉了，把土豆、豆角给倒了。半夜，肠胃炎急发，一晚上无数次往返院外的茅房，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捂着心口，后来跑不动病倒了。请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花了十几元钱都是赊账，“油腻的东西坏了就是剧毒吃不得，上次还有几十元医药费没给，就一并记上了”赤脚医生说着走了。父亲一个星期以后才能下炕走动。

如今已是2020年代，物质条件比以前那是天壤之别。这得感谢这个盛世年代。花甲之年的父母，已是儿孙满堂，父亲从一个农民已经被迫成为了一个合格的蜂农，因为枣树上的红枣已经换不来廉价的人力和化肥。

二十来年的光阴，我已到了而立之年，回想起那碗猪肉依然是香的不可方物，山珍海味也不及。这个年代的猪肉一斤虽已涨到近30元，比那个年代不知道翻多少倍。可是再也没有那碗猪肉烩出的香味，味道也不知道减去多少倍。

父亲亲手做的那一碗猪肉烩菜，二十年过去味道却越来越浓。虽然不见父亲抿嘴，不再走八字步。（武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