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近日为中国日报旗下中国观察智库独家撰文指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该在国际合作、创造公共产品方面起带头作用，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共同威胁面前，更应展示出合作态度。文章编译如下：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将聚焦于同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大国竞争”。但这样的战略是不够的：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即使美国在这场大国竞争中获胜，它也不可能仅靠一己之力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全球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就是最新的例子。这场疫情已经导致12万美国人死亡，超过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历次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另一个例子是环境问题。尽管贸易争端可能给经济全球化带来挫折，尽管疫情大流行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但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仍将继续加剧。

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威胁着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问题。美国要想制订出一个成功的国家安全战略，首先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的体量决定了我们必须成为全球合作的引领者。公共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如果不带头生产公共产品，其他国家更会“随大流”，公共产品就无法生产。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对日益凸显的跨国安全威胁只字未提。关税和边境墙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成功需要与他人进行合作。

竞合关系

在新冠肺炎和气候变化等跨国问题上，国家实力的比拼应是一种“正和博弈”：不能光想着怎样打压他人，还应该考虑如何帮助他人，与其他国家形成合力，实现共同目标。

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帮助他人其实也是帮助自己实现目标。如果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或改善其公共卫生系统，美国将从中受益。反之亦然。

今天，机制化网络和联系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来源。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联系最紧密的国家往往最强大。

如果说美国未来安全与繁荣的关键是领会“强力打压” (power over) 与“协力合作” (power with) 两者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目前的战略恐怕难当此重任。正如我在新书《道德重要吗？》中所述，每个国家都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但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这些利益的定义到底有多宽泛？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出一种倾向，即国家间关系侧重于短期利益和零和交易，却很少关注国际机构和盟友。1945年之后，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所设计的多边秩序，其指导思想是一种长期的“开明利己主义”，相较而言，今天美国政府的种种做法是一种倒退。

力量博弈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尽管中美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但两国一直保持合作。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地区国家国力的增强，但在亚洲内部也存在着力量平衡。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制衡着中国的实力，都不想被中国“压制”。

在传统的国家竞争层面，美国握有一手好牌，但这忽略了新型跨国问题的重要性。

对于一项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而言，更困难的问题将是：美国和中国是否有意在进行传统大国竞争的同时，在制造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进行合作？如果总是大肆渲染对彼此的恐慌情绪，基于最坏情况进行分析，那么这种平衡的政策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中美“新冷战”论调具有误导性，并最终可能一语成谶。

放下分歧

中美关系的实质是既有合作又有对抗，正确而明智的竞争战略需要对这两个方面给予同等关注。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双方对两国关系的历史背景有充分的认识，在竞争过程中谨慎行事，避免出现重大误判。

在上世纪冷战期间，有人开玩笑说：只有当火星人入侵地球时，美国和苏联才可能放下分歧。

如今，新冠病毒带来的严峻威胁不亚于“火星人入侵”。病毒不问国籍，但直到现在，许多国家的反应仍是保护主义、推卸责任、相互“甩锅”，而不是加强国际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出现第二波暴发，而且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流行病出现。1918年大流感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只能希望，在第二波新冠疫情或下一次大流行病来袭前，世界各国对于合作的态度会有所改变。

本文原载于中国日报旗下“观中国”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