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3月3日，诺尔曼·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北部小镇格雷文赫斯特，1935年11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8年来到中国参与抗日战争。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因伤口感染引发的败血症，病逝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

他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为中国抗日战争呕心沥血，毛泽东称其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如今，白求恩之于人们，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英雄符号，是跨越国界、无私奉献的典范。但白求恩本人，远比这些更生动。

1890年3月3日，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北部小镇雷文赫斯特。父亲马尔科姆·尼克尔森·白求恩是长老会的牧师，母亲伊丽莎白·安·古德温曾当过传教士，祖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是一名杰出的医生。祖父在白求恩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对他的成长有着极深的影响。

白求恩自小喜欢生物，8岁时，捉麻雀、捉苍蝇成了他的日常娱乐项目，捉到后就解剖，学祖父当医生。中学期间以及之后的两年里，为减轻家庭负担，白求恩曾在报社当过兼职记者，在学校食堂当过招待员，在客轮上当过侍者，在农村小学当过教师……

1909年秋，白求恩考入多伦多大学，学习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1911年9月，他开始在安大略省苏必利尔湖以北的边疆学院任教，后又在阿尔戈尔马区丛林里当过一段时间伐木工。1912年9月重入多伦多大学学医。

1914年，一战爆发，还在读书的白求恩应征入伍，任战地担架队员，在一次战斗中左腿被炸伤，入院治疗，伤好后回校继续读书。1916年12月，白求恩于多伦多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毕业后，白求恩又两次参军，分别于英国皇家海军与加拿大空军入伍。1920年，自加拿大空军退伍后，前往伦敦。

1922年，白求恩赴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并顺利通过，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在这里，他还邂逅了自己的爱情，遇见了比他小11岁的苏格兰姑娘弗朗西丝，并一见钟情，坠入爱河。8月，弗朗西丝不顾家人的反对，与白求恩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先后到了瑞士、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等国旅行。之后，他们于美国底特律市定居，并正式挂牌行医。1926年，白求恩被聘为底特律医学院医药学讲师。

就在事业平稳运行的同时，噩耗突然袭来。1926年夏，白求恩患上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相当于直接被下了死亡判决书。为了不拖累年轻的妻子，白求恩以不离婚就不接受治疗的强硬态度结束了这段婚姻。

在疗养院中养病的这段时间里，白求恩不屈于这样的命运安排，一头扎进了疗养院的图书馆里查阅相关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份医学杂志上，他发现了“人工气胸疗法”。在了解了相关理论与利弊后，白求恩自愿接受“临床实验”，让医生在自己身上大胆实验。

这份勇气与魄力创造了30年代的一个医学奇迹——“人工气胸疗法”不仅治好了白求恩的肺结核病，还使得胸外科疾病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

1928年4月，病愈后的白求恩返回加拿大蒙特利尔，成为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的第一助手。期间他研制和革新了多种医疗手术器械，还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的创见和学术成果得到业内同行的公认和尊敬。

而在感情方面，随着身体的痊愈，白求恩对弗朗西丝的思念愈发强烈，他曾多次给弗朗西丝写信倾吐自己无法抑制的思念。在白求恩真诚的打动下，1929年秋，远居苏格兰的弗郎西丝再次回到白求恩的身旁，他们在蒙特利尔复婚了。

然而这场婚姻并未持续太久，白求恩对于医学事业的狂热让弗朗西丝对这段感情陷入了疲惫，因为他不仅无暇顾及生活，还会将一些人体器官带往家中。1933年3月，这段仅持续了五年的婚姻再次划上句号。此后，白求恩一直独身。

而此时的白求恩也迎来了事业上的黄金时期。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他在医学行业已有声名。

成名后，白求恩依旧惦记着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他在蒙特利尔市加拿大进步协会发表讲演，主张由政府资助结核病防治工作，并在蒙特利尔郊区开设了一所门诊，每周六下午为贫困患者免费治疗。

1935年，白求恩有幸应邀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国际生理学大会。在那里，他看到了当地免费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深受震撼。回国后，他将自己所理解的“苏联式医疗保障体系”整理成文，在加拿大发表宣传。

同年11月，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秘密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之后，他便进一步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呼吁，大力倡导社会化医疗改革。

1936年7月，西班牙发生法西斯政变，这一政变以及美、英、法等国实行的“不干涉政策”令白求恩感到无比愤怒。他向组织提出了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要求。10月24日，他带领自己的医疗队奔赴西班牙前线。11月3日，他们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这里，他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

白求恩的流动输血站轰动了整个前线，成为战争中实施救护的一种重要手段，为西班牙共和国挽救了一大批战士的生命。虽没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但意义同样不可小觑。

1937年5月18日，受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委托，白求恩离开马德里，返回多伦多，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等许多城市日夜奔波，巡回讲演，为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募捐，并计划在北美工作4个月，一旦为他的输血工作筹足了款，就回马德里。然而，中国“七七事变”的突然爆发，让他改变了主意。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到美国洛杉矶参加当地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庆祝活动。在这里他与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相遇。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形势，白求恩被陶行知慷慨激昂的话语感动，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际援华委员会就已经配合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通过这一渠道，请求率一个医疗队到中国支援抗战。

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中国香港，3月到达延安，随即又转赴华北抗日最前线——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根据地。

聂荣臻记得第一次见到白求恩时，“他高高的个子，虽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苍苍白发，但目光炯炯，精神奕奕，是那样严肃而又热情。我看到他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了，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谈工作。他这样回答我：‘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这句洋溢着革命者战斗激情的回答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耳际。”

作为抗战一线，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为克服医疗设备不足的困难，白求恩自制了不少医疗器具——铁制“助理医生”、肋骨剪、“卢沟桥”药驮子等。

这些都是他因地制宜的智慧结晶。如“卢沟桥”药驮子，游击战的特点是忽东忽西，但医院的药械装备不方便搬动，不能很好地适应战争需要。1939年，白求恩带领医疗队来到冀中，时值春耕时节，河北农民用毛驴向耕地送粪的粪驮子引起了白求恩的兴趣，他马上联想到可以用粪驮子的原理做一只箱子，放在驴背上搬运药械。白求恩发明的这副药驮子正好可以放下一套手术器械，取下后放在地上，上面放一块门板就是手术台，非常方便。至于这项工具名字的来历，源自一天清晨白求恩听到民兵们在唱“卢沟桥”小曲，翻译后他感到很有意义，于是给他的药驮子也取名叫“卢沟桥”。

1939年夏，白求恩在晋察冀卫生学校讲授了《野战外科示范课》。开始上课后，白求恩先对护士说，把“卢沟桥”打开。护士把“卢沟桥”搬下来摆放好，不一会，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瓶车、洗手盆等一一就绪，医生、护士、司药、担架员、记录员也各就各位，简易手术室就布置好了。接着，白求恩从示范伤员进入手术的过程，到手术室的撤收，把整个流程展现得井然有序。

白求恩说，一名医生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时刻准备上前线。他在特殊时期的这些发明，正是他为随时前往一线救死扶伤所做的准备。

在中国的一年半时间里，白求恩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忘我的革命热情在硝烟战火中夜以继日地救治伤员，曾创造了69个小时连续做115例手术的记录。同时，在战争间隙，他笔耕不辍，写作了大量的报告、信件、演讲稿、新闻稿和短篇小说等，发到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刊物上发表。仅在1938年，他就写了6.5万字。这些文字有力地宣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39年7月，由于日寇封锁，边区医疗器械、药品严重短缺，白求恩决定申请回国募集经费、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时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军区卫生部特地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正在这时，日军对北岳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推迟回国。10月下旬，他带领一个医疗队从唐县出发赶往滦源摩天岭前线，在离前线只有3.5公里的孙家庄停下来，将手术室设在村外一个小庙里，抢救伤员。

10月28日下午，白求恩正紧张地做着手术，哨兵报告说：“敌人从北面包抄过来了！”但白求恩决然地说：“再添两个手术台，加快速度！”20分钟后，只剩下最后一名受伤的战士朱德士。这时枪声四起，子弹呼啸着从头顶掠过。哨兵再次催促：“白大夫，你一分钟也不能停留了！”

躺在手术台上的朱德士也挣扎着请求：“白大夫，不用管我，你快走吧！”白求恩却坚决地说：“不，我的孩子，谁也没有权力将你留下，你是我们的同志！”朱德士的大腿粉碎性骨折，为加快手术速度，白求恩把左手中指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其间，碎骨刺破了他的手指，他迅即把手指伸进消毒液里浸了浸，又继续手术，直到缝完最后一针，才跟随担架转移到村后的山沟里。10分钟后，敌人冲进了孙家庄。

第二天，白求恩手指上的伤口发炎了，他忍着肿胀和剧痛继续医治伤员。11月1日，白求恩准备转移时，从前线送来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这属于外科烈性传染病，治疗过程中，白求恩带伤的中指受到细菌感染。

其后的几天里，白求恩的手指感染持续加重，肿胀得比平时大两倍，还发着高烧，但他仍然坚持在前线指导战地救护工作，还抽空写完治疟疾病的讲课提纲。

聂荣臻闻讯当即指示：“一定请白求恩大夫休息好，并抓紧时间治疗。”对此，白求恩却表示：“不要担心，我还可以照常工作。”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聂荣臻闻讯马上派人送来急信，再次命令他：“立即回唐县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随后，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赶来，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安全转移出来。当聂荣臻派来的人员赶到时，白求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曾一度昏厥，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

11月11日，在生命弥留之际，白求恩强撑精神，留下遗书。在这封遗书中，白求恩将自身身边所剩无几的物品一一标明，送给相关同志。其中还写道：“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11月12日凌晨5点，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时年49岁。

白求恩医生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1939年的那个冬天，但他跨越国界、无私奉献的精神已超越时空，铭记于每个人心中。即便在今天，白求恩对于每一位国人都不陌生，“白求恩精神”代表着“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而“白求恩式的人物”是对一个人人格光芒的最高评价。（刊于《记者观察》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