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的传统中国，产生科学家很难，不过北宋却出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就是沈括（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1093年（北宋元祐八年），沈括的惊世名篇《梦溪笔谈》问世，这部巨著共三十卷，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多门现代学科。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道：“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然而，全才沈括却似乎生错了时代。北宋的党争极为惨烈，在王安石变法时，沈括曾建议朝廷将旧有的差役法和现行的免役法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差雇并行”。不料，这个建议将保守派与改革派统统得罪，他成了同僚口中的“双面人”。再加上在南宋王銍的《元祐补录》中，沈括被认定为苏轼“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他又成了告发苏轼的“小人”。从此，这位千古奇才，生前死后都伴随着世人的谩骂、不齿与误解。
1095年（北宋绍圣二年），沈括逝世，他没有谥号，没有追封，甚至没有墓志铭，名气日益黯淡。即便是后人，对他的印象也大多停留在了《梦溪笔谈》以及和苏轼的恩恩怨怨。但是，人心录虚，历史存真。关于他的人品，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可他身上严谨专注、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是稀缺品。
全才沈括
沈括是复杂的，古往今来，人们对他持有不同的评价，或正面或负面，但只要人们看过《梦溪笔谈》，就不能否认，沈括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全才。
《宋史》评价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民国著名学者张荫麟说，沈括“不独包办当时朝廷中之科学事业，如修历法，改良观象仪器，兴水利，制地图，监造军器等；不独于天学、地学、数学、医学、音乐、物理学，各有所创；不独以文学著称于时；且于吏治、外交及军事，皆能运用其科学家之头脑而建非常之绩”。
翻开史书，我们不难发现，沈括的历史贡献不只是一本《梦溪笔谈》，据后世史学家研究总结，沈括的博学多才和价值体现在各个领域：
在天文历法方面，沈括改进天文仪器，重新修订历法，首倡“十二气历”，虽说因遭到反对未被采用，但这一创新在科技史上意义重大，比后来英国气象局所用的“萧伯纳历”要早800多年。为了纪念沈括，1979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沈括星”；数学方面，他首创“隙积术”和“会圆术”，开辟了中国传统数学研究的新方向，被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称为“中国算学的模范人物”；地理方面，他首创地形高程测量法，还采用木刻立体地形图，比西方早了700多年；化学方面，他首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命名，他在《延州》一诗中写道：“化尽素衣冬不老，石油多似洛阳尘”，他还做了以石油碳黑代替松烟制墨的实验，预言“此物必大行于世”；物理方面，他发现指南针磁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地球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比西方的记录早400多年；医学方面，沈括网罗各种医方，汇集成医药学著作《良方》；此外，他详细记述了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泥字印刷术的全过程及字印的下落，这种泥活字印刷术被誉为“沈存中法”，比德国人戈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早了400多年。
沈括出生在一个较为贫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沈周，曾担任平泉县令，润州、泉州知州，开封判官，江东按察使，太常少卿等职。幼年的沈括随父亲四处漂泊，奔波于山河各处。父亲曲折的仕途使得沈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幼年随父奔走的见闻，也为他后来人生观的形成及巨大成就的取得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沈括在二十四岁时，“以父任为沭阳主簿”，沭阳位于沭河下游两岸，由于河道淤积，形成大片沼泽，于是一到汛期，便容易发洪水。沈括经过调研，决定重修二堤，将水流疏浚为一百条水渠九个水坝，以此分导和节制沭水的主流和支流。在他的主持下，高地开河以泄洪，洼地筑圩挡水，不仅解除了水患威胁，而且还开垦出良田七千顷。
宋神宗熙宁年间，沈括凭借自己的渊博学识在仕途上一路腾攫而上，极其顺利，在朝廷任多种重要职务。期间，他参照《周礼》与唐代礼制，在考究本朝郊礼制度沿革的基础上，撰成《南郊式》一书，为朝廷节省了大量财富，得到皇帝的首肯；在提举司天监的任职内，沈括力荐卫朴修撰《奉元历》，并亲自观测极星，绘成星图二百余幅；察访两浙（宋代设两浙路，辖地为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及浙江省全境）地区时，沈括不辞辛苦地到各地进行巡视，足迹遍布两浙各处，将当地的民风民俗、农田水利建设等情况了然于胸；他整肃吏治，严厉查处官员中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浙地老百姓赞扬。此外，他还改革盐法与钞法、考察河北边陲军备、落实河北保甲法以及奉使入辽谈判、解决辽宋边界争端等，在这些事件中，沈括机敏干练的才能和善思务实的品质更是得到充分体现。
双面人沈括？
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革。沈括和王安石是世交，二人曾经在昭文馆共同工作，沈括父亲去世时，王安石还亲自题写了墓志铭。变法期间，沈括受到了王安石的信任与器重，他在自己主管的部门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法。
然而，王安石的变法太过激进，不可避免地触发了党争。党争激烈，沈括作为王安石的左膀右臂也卷入了这个漩涡，捍卫着新党的利益，而司马光和苏轼，便是站在对立面的旧党代表人物。虽然这两派的领头人物都自称“高风亮节”，可随着党争的白热化，一些政治斗争中的阴暗面逐渐暴露出来，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沈括比苏轼大 5 岁，两人曾在崇文院共事，关系不错。后来苏轼因为坚持反对变法，触动了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的逆鳞，被贬到杭州做通判。1074年（北宋熙宁二年），沈括奉命察访两浙农田水利，和苏轼得以相见，虽说二人政见不合，但是故友见面，不聊政事倒也相谈甚欢。临行前，沈括抄录了苏轼的新作品，表示要仔细研究拜读。
回到京城，沈括把这些诗句加以详细的“注释”，强调这些诗句反对变法，以跟帖的方式交给了宋神宗。其中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沈括解释道，明明皇帝在天上坐着，为什么偏偏要到九泉去找？神宗为此龙颜大怒，不过这时，真正的“乌台诗案”还没有发生。
南宋人王銍在《元祐补录》中这样记载这件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王銍认为，5年后，1079年（北宋元丰二年），李定、舒亶等人以文字狱构陷苏轼，制造“乌台诗案”，“实本于（沈）括”，意思说正是跟沈括学的。虽说沈括和“乌台诗案”没有直接关系，但王銍将历史事件进行前后关联，把沈括形容为“始作俑者”，导致沈括背负了严重的道德瑕疵，成了世人眼中的“小人”。
然而，对于此事，史学家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南宋史学家李焘写《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引述了王銍的记载，但专门附注说，此事恐有问题，“当详考”。而事件的两个当事人——沈括和苏轼也都没有明确表述。从苏轼的诗文看，苏轼与沈括的唯一交往发生在1091年（北宋元祐六年），苏轼从杭州回京路过润州时，沈括送给他一块从延州得来的石墨，苏轼于是写了《书沈存中石墨》记下来。如果说多年前，沈括确实曾构陷苏轼，纵使苏轼是个大度的人，但面对让他仕途失落、父兄离散的沈括，他真的会如此不计前嫌吗？
此外，和王安石的关系也是沈括被人诟病的一点。沈括曾是王安石的变法先锋，可王安石刚刚被罢相，沈括就上书反对王安石的免役法。沈括以科学家严谨的眼光，发现了免役法存在的问题，他给新宰相吴充上书，指出免役法的弊端。但这在新党眼中是无法容忍的，据说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后大骂沈括是反复无常的“壬人”，即奸佞小人。后王安石复相，在新党内部的倾轧下，沈括最终被贬为宣州知州。
众所周知，王安石对新法相当固执己见，不能容忍不同意见。沈括性格则没有王安石那么激进，不愿卷入对立的局面，所以在王安石当政时，他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在王安石罢相后再对新法发出非议。虽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本无可厚非，但难免会落下“墙头草”和“双面人”的非议。
由此可知，沈括虽不是儒家推崇的传统君子，但也绝不是王安石口中的小人。他只是一个不得不对政治妥协的“政客”。
在政治生涯受到打击后，沈括在梦溪园度过了人生最失意的6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惟笔砚而已。”在与笔砚交谈的最后岁月，沈括写下了不朽之作《梦溪笔谈》。人心录虚，历史存真。抛开人性的好坏和捕风捉影的故事，沈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科学家和实干家。
《梦溪笔谈》里有这样一句话：“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意思是：能破格任用那些与自己疏远但却有才干的人，方能成就大事业。然而用人共事之道，求同存异之法又有几人能做到呢？王安石没有，苏轼没有，沈括也没有。在政治和历史面前，他们都不过是时代里的普通人罢了。（刊于《记者观察》202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