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山上碑。

上信电铁车厢内，挂满当地中小学生创作的与上野三碑相关的绘画作品。

在日本高崎市区外的乡野山间，伫立着山上碑、多胡碑、金井泽碑，依次刻立于公元681年、711年、726年。在东瀛列岛屈指可数的早期石刻中，这3通石碑都有明确的刻立年代，文字保存尚好，因而均被日本政府列为“特别史迹”。加之彼此相邻，全部坐落于古称“上野国”的群马县境内，故又合称为“上野三碑”，是汉字文明圈极东一隅难得的代表性遗存。

从东京最繁华的中心城区乘火车出发，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就可以抵达群马县境内的小城高崎。群马县经济尚可，但可能是偏居东京都市圈西北边缘的原因，让它在日本四十七个都道府县里显得存在感很低。我之所以选择来群马旅行，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参观“富冈制丝厂和丝绸产业遗产群”，2014年这个项目被列为世界遗产，因为比“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早列入一天，所以日本媒体当时将其称做“全球第一项和丝绸有关的世界遗产”。

另一个目的是寻访三通石碑。

2019年初，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完《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后，于暮色中直奔高崎。从火车站台步入高崎站大厅，第一眼就看见在最显要的位置安放着上野三碑的模型。原来在2017年岁末，上野三碑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于群马县来说，这是继富冈制丝厂后获得的又一项殊荣，宣传推广自然少不了。

明明是3通石碑，怎么会成为文献类遗产？带着疑问，第二天我开始了寻访之旅。遵循高崎火车站里详细的导览说明，我乘坐上信电铁来到吉井站。这座小小的迷你车站是上野三碑周游线路的起点，当地安排免费的中巴车循环于车站和各通石碑的所在地点，每日八趟周而复始。离开吉井站后的第一站是多胡碑。这通规整的石碑保存在碑亭内，游客可以自助开灯，隔着栅栏仔细观看。多胡碑附近还建有一座小型博物馆，让我惊讶的是其中竟然展陈着北京居庸关云台元代六种石刻文字的整幅拓片。

之后寻访的山上碑、金井泽碑都位于青山翠谷中的高敞台地上。和多胡碑一样，也都在原址加盖了遮风避雨的保护碑亭。可喜的是碑亭都不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均留出门窗空隙，供参观者一睹石碑真容。更贴心的是每座碑亭门旁设置的自助电灯开关，让游客虽然隔着门窗，仍能看得真切。

前一日我刚刚看过《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再看上野三碑上的汉字，坦率说其间水平高低的反差还是很强烈的。又从形制看，山上碑仿佛缩小的好大王碑，略有石碑外貌而已。至于金井泽碑，称之为在一块圆形石头上的题刻似乎更为妥当。既然书写粗鄙、形制简陋，可为何它们还能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关键在于内容。上野三碑虽然字数不多，但记载了距今1300多年前从朝鲜半岛迁徙来的“渡来人”情况，以及当时日本从中国取法的政治制度、引入的佛教文化等宝贵信息。这些留存在顽石上的文字内容，符合世界记忆工程对于文献遗产“包括任何介质”的定义。

如果从中国的文物保护分类观察上野三碑这样的遗产，应该属于不可移动文物里的田野石刻文物，故而上野三碑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借鉴。在中国，类似具有档案文献性质的石刻文物还有很多，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西安碑林等还曾被列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候选项目。如果从档案文献的角度梳理其价值，与上野三碑相比，至少各有千秋。在申遗越来越难、国内竞争越发激烈的大背景下，各地不妨把思路转向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尽管存在体制机制上的一些困难，但至少有上野三碑的成功先例在前，未尝不是更具可行性的操作方向。

寻访上野三碑后，乘坐上信电铁的小火车返回高崎。小小的车厢里贴满了当地中小学生创作的家乡风物绘画作品。我注意到上野三碑是许多孩子倾力表现的对象。通过国际组织认证遗产的价值，激发当地民众的自豪感，让遗产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我想这节车厢才是我此行看到的最美丽的风景吧。

世界记忆名录——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旨在提高人们对档案文献遗产重要性和保管必要性的认识，并由此设立了世界记忆名录，选取收入各国珍贵文献遗产作为人类共同保护的记忆。

经过多年发展，世界记忆名录和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遗产保护领域的三大品牌项目。和上野三碑同在2017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还有中国提交的“甲骨文”和“近现代中国苏州丝绸档案”以及中国和葡萄牙共同提交的“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年至1886年）”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