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新疆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背后，有这样一位奇女子：为建设新中国，她舍弃半生积蓄，毅然回归祖国；为发展中国核事业，她放下一生荣与名，隐姓埋名三十多年。她一生贡献无数，却鲜有人知道。

她，是王承书，我国杰出的女科学家，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为中国核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无名英雄”。

在她笔记的扉页里，有一张已经发黄的字条，上面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定的”

1912年6月26日，王承书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早年是进士出身，曾被送往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高等学校教授和警司司长；母亲出身扬州名门，被誉为“晚清第一名园”的寄啸山庄（也称何园）就是王承书曾外祖父家。

王承书自小有着一股不服输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她体弱多病，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曾因病休学一年，却倔强地坚持与同班同学一起参加升学考试，均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青少年时期，她追求妇女解放，想要摆脱封建束缚，探索科学真理，并一直以居里夫人作为自己顽强拼搏、刻苦钻研的榜样。

1930年，王承书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她选择了少有女子就读的物理系（她是上、下两个年级中唯一的女生）。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曾获得学校最高荣誉“斐托斐”金钥匙奖，并先后于1934年和1936年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打破了世人对女子的刻板印象。

在燕京大学，她还遇到了此生挚爱——张文裕。张文裕是燕大教授，也是她的导师，他们彼此吸引，相知相爱。1939年，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见证下，他们结为夫妻。

成婚后，王承书跟着丈夫去了昆明西南联大。当丈夫在西南联大物理系教书时，王承书没有放弃自己的所学，也在积极地寻找着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此时，她得知美国密歇根大学有一笔奖学金，专门提供给亚洲有志留学的女青年，但规定不给已婚妇女。“为什么已婚不行？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定的。”她立即给奖学金委员会写了信，坦陈了自己的情况，也表明了决心，最后成功申请，被密歇根大学破格录取。

1941年8月，王承书孤身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成为了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的学生，从事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相关研究。就这样，带着自己的执着追求，她坚定地走在科研路上。在王承书去了美国后不久，张文裕也受普林斯顿大学之邀前往。

艰难的回国路

因为王承书的刻苦与努力，她在美国的学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951年，她和乌伦贝克教授创建了以他们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学术界。

接下来，她又第一个证明了索南多项式，这个成果，再次引起国际学术界巨大轰动。乌伦贝克教授更对她高度评价：“她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承书在美国科研能力稳步提升，声名鹊起。所有人都认为她的前途无可限量，如果在这里继续研究下去，假以时日一定会获得极高的学术成就。

然而，她却拒绝了这样光明无限的未来。

其实，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来时，她就迫切想要回国效力，却遭到了重重阻拦。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都不允许回新中国。而学术能力有目共睹的王承书和她的丈夫张文裕，都在被禁之列。

他们只好继续留在这里做研究，等待回国的机会。这一等，就是七年。

1954年，王承书无意间在拉布拉多州一个邮局门口见到了一则不显眼的通知，这则通知上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努力，中美两国就中国科学家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凡是愿意回国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去。

得知此事后，王承书和丈夫把宝贵的书刊和资料陆续分批寄往北京，足足有三百多个包裹。同时，他们继续锲而不舍地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书，驳回来，又递交上去，再驳回来，继续递交，如此反复，终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1956年11月，王承书与丈夫将两部私用轿车、电视机、电冰箱等家产送人，携6岁的儿子一起回到了祖国。

从零开始，再度拼搏

回国后的王承书立刻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她被中国科学院安排到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担任研究员，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1958年，我国筹建了热核聚变研究室，聚变能被认为是人类最理想的洁净能源，也称人造太阳。但当时这一技术在国内一片空白，也是王承书从未接触的陌生领域，对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她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1959年，王承书被送往苏联学习培训，在回国的火车上，她用七天七夜把美国最新出版的关于热核聚变的书籍《雪任德计划》翻译了出来，为中国热核聚变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其后不久又翻译了《热核聚变导论》，填补了中国热核聚变领域的空白，这两本书也成为培养热核聚变方面人才的基础教材。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和设备，并讽刺地说：“就靠你们自己，这个厂子能搞起来？”

面对如此形势，1961年，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跟她说：“祖国需要自己的科学家研制原子弹。这是保密性极强的工作，你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更不能出席国际会议。你愿意隐姓埋名工作一辈子吗？”“我愿意。”王承书不假思索地答道，声音不高，却十分坚定。同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2年，她告别了家人，来到中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504厂进行科研项目。

在504厂，她以拼命般的势头忘我工作，和众多科学家们先后解决了数百个理论问题、技术问题、材料问题、工艺问题……她运算的资料数据堆满了三个大抽屉，所有数据她都要亲自过目，没日没夜地计算、推导，还不过50岁的她，已过早添上了满头银发。

经过三年的艰苦岁月，1964年1月14日，504厂终于成功取到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为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最根本的燃料保证。

同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震惊世界！

这项伟大的功绩虽然已经实现，她的使命却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还有很多的机密性科研任务，这注定了王承书只能继续当“无名英雄”。

1972年，她担任了研制大型国产扩散机——“4号机”的总设计师，严密谨慎的精神为国家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

1973年，她又提出开展激光分离法的研究，在她指导下，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攻关，在1991年实现了激光分离浓缩铀，成为我国激光分离技术上一个重大里程碑！

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她，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患有眼疾的她，一篇篇地看学生的论文，耐心地把四五页英文稿一笔笔描深，然后再用放大镜阅读，她说：“把我的学生培养起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她的一生奉献了太多太多，生活却简朴到让人难以置信。家中的陈设，除了三个旧书柜、一套旧沙发，就是一张睡了一生的硬板床。

长年不倦的工作，使夫妇二人都积劳成疾，但他们却很少去医院治疗，因为他们既怕影响工作，也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她晚年患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针进口药，当她听说每支药600元人民币，便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对眼睛还值6000元吗？”

她对自己“抠门”得厉害，可对国家和社会却无比慷慨。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她就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80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她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这么多钱。”

1992年11月5日，积劳成疾的张文裕去世后，她将两人一生的积蓄，以丈夫的名义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县，还能看到一座以张文裕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学”。

同年底，同样积劳成疾的她，收到了病危通知后，留下了一纸遗书：

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

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

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书儿媳）处理。

她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她的低调简朴，也为她的一生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她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伟绩更被深深地“藏”了起来，成为了中国核武事业上最神秘的存在。

1994年6月18日，默默无闻奉献了一辈子、清贫了一辈子的她，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