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秋风塞上，杏花烟雨江南”，这是中国历来就有的两种不同文化风格，一种豪放荒凉，一种婉约细腻，指向的是泾渭分明的南北差异。从古至今，相比于北方“长烟落日孤城闭”的雄伟感，南方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的恬静。而江南，更是将这种婉约的南方文化发展到了极致。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江南是日出江花，春水如蓝，是一叶轻舟，杏花疏影。而在中国文人眼里，江南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对于他们而言，进而兼济天下，退则独守庭园是他们的毕生理想。在文风最盛的江南，这里有诗词歌赋，小桥流水，有曲径通幽，水墨园林，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重要且最独特的一面。
然而，误解与美好的意象总是同时存在。就比如因为江南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景致和浓厚的人文气息，人们常常给它冠以“柔弱”的定义，忽视了江南文化里坚韧和血性的一面，久而久之成为了几千年来的固有思维。江南，既有诗性，也有血性，二者从不冲突，就好比曾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有人明月清风，诉说着“未老不还乡，还乡须断肠”的诗性；有人醉里挑灯，恪守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血性。
何处是江南？
白居易曾在《忆江南》中写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忆江南，那么何处是江南？顾名思义，江南指长江以南，但江南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理范畴，它更是个意境。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的范围要小得多，国际著名经济史专家李伯重认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通俗来讲，江南并不需要晦涩的标准与清晰的边界，它应该是无数意象的聚合，是人们对“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的美好想象。
江南是气象，在气象学者眼中，这里春雨丰沛，梅雨绵延，伏旱酷热，冬季阴寒，季节的体感定义了江南；
江南是变迁，在历史学者看来，江南的边界一直在改变。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段以南的地区，气候湿热异常，经济落后，北方人称之为“蛮夷之地”，视为畏途。江南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在行政区划中，源于篡汉改新的王莽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为江南县，今天的荆楚之地原是最古老的江南。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在初唐形成，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全落在长江以南，这成为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是宋代语境下的江南。明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在南方，两浙路的经济居全国前列，其中又以太湖流域为最，自此江南又打上了经济富庶的烙印；
江南是方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言的腔调赋予一片土地最鲜明的记号，江南人说着一口吴语，吴侬软语中昆曲盛行，昆腔悠扬，便是故乡；
江南是印象，它的富庶来自柳永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它的细腻来自于韦庄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它的坚韧则来自于张岱的墓志铭“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鲜衣骏马竞豪奢，这是张岱喜欢的江南精致生活，然而当国破家亡，他又披发入山，坚持书写故国历史，不再入仕，这又是属于江南人的一腔忠勇。
江南，这里孕育着诗人的烟雨、文人的铁骨和昆腔的悠扬。
江南的诗性
科甲鼎盛，崇文重教是江南最为突出的文化特质，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江南，那就是“读书”，读书是江南文化存在的根基，江南的美好生活一定要有书。关于这种文化特质的形成，南宋可谓是一个关键点，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官僚、商贾、文人、宗族皆避居相对和平的江南，自此，江南文风日盛。明清时期，江南进士数量居全国之首。这在于江南有着当时中国最发达的知识网络，这个网络在士人之间传递着彼此的诗文和学术成果，也让一代代人的科举经验得以积累提炼。
读书、藏书、编书、写书，这不仅是一种知识储备和精神传承，更是一种负载了人生价值的意义追寻，一种已成自然的生活方式。江南人对书籍的重视背后，是对儒家伦理立功立德立言的价值坚守，包含着一种在书籍中追寻解放与自由的终极追求。
江南是时光无法磨灭的诗意，是藏于心灵角落的柔情。“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是贺铸梦中的江南，春光正好；“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韦庄魂牵梦萦的江南，情深意切；“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 这是张养浩的江南，美丽动人；“闲梦远，南国正清秋”—— 这是李煜的江南，亡国之怨。
历代文人笔下的江南，代表了那个时代对这个词的普遍理解，诗歌是封存起来的记忆，诗人是书写记忆的载体，循着墨迹，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诗性的江南。诗人对江南二字的取用并不满足于“长江以南”的设定，但大体上呼应了行政区划的变迁，无数文学作品建构起了江南美学，或是江南旖旎的风景，或是诉不尽的乡愁，又或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徐悲鸿先生曾以“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作为自题联，画家吴冠中先生把这一句改为“骏马秋风冀北”，意境相似，后一句则完整保留。画家李可染更是以“杏花春雨江南”为题，画了一幅水墨画。在很多人的心中，江南是故乡，是心灵的家园，也是感情的寄托。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中就这样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而这也恰恰是江南的诗性精神：传承。
江南的血性
江南文明源于长江文明，它的第一次兴盛，是春秋末期的吴越争霸，二者均是“春秋小霸”。先是吴王夫差举兵进攻越国，越王勾践成了人质，之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吞吴，逼得夫差自刎，其后又继续北上，称霸中原。后来的江南文化多了柔和的一面，但吴越时期的尚武之风，并没有从江南文化的骨髓中剔除。项羽便将这一血脉完全继承，江东弟子诛暴秦的霸王雄风永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江南人。
江南文化中的血性并非只属于赳赳武夫，更体现在士大夫阶层。江南文人往往柔中带刚，满腔忠勇，尽管平日风流文雅，国破之际却能表现出坚贞气节，昏君治下仍有力挽狂澜之心。清代高士奇曾有“艳句魂消隋苑柳，侠肠酒酹秦淮月”的诗句，“艳句”与“侠肠”并举，便是江南文人的真实写照。
诗酒流连，烟火梨园，这是江南士人喜欢的生活常态，但他们却从不缺乏抗争的勇气和韧性。明末清初是“江南血性”一次集中爆发。当满清统治者提出“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时，江南人民成为了最为激烈的反清力量。他们用行动力挽狂澜。从张岱到王夫之，从顾炎武再到黄宗羲，或归隐山林著书立说，或奔走呼告后慨然赴死。抗清名将阎应元死前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杀敌，存大明三百里江山”。他说出所有江南士绅在彼时的心志。江阴城被红衣大炮攻破后，清军“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被屠杀者达17.2万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还有嘉定、松江、昆山、常熟、溧阳等，这些不起眼的江南小城，无一不在抗清斗争中流尽最后一滴血。
明末这样，两宋更是如此，靖康之耻后，岳飞的毕生心愿都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回首近代，当中华文明陷入危机时，江南更是涌现出了无数仁人志士，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断梁。秋瑾托孤，投身革命；鲁迅弃医，以笔呐喊……
江山动荡之际，风和水柔的江南却总是能涌现无数忠贞之士，如同疾风肆虐下的劲草。他们已然将自己和江南文化一起写成了历史。
在西方，希腊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希腊人的生活尽管温文尔雅，却能像斯巴达人一样勇敢地面对任何战争危险。他们既文雅，又简朴，培育着哲理，又追寻着自由。而在东方，这里有江南，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他们有的人吟诗作画，明月清风；有的人金戈铁马，醉里挑灯。他们有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理想，又有独寻一方幽静的自由天性，他们对精致生活和奢华享乐的追求无以复加，但面对天下存亡却有着视死如归的一腔孤勇。他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承诗性，恪守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