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2015年，中央定下底线目标，要在五年内让全国7017万贫困人口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5年起，大批扶贫干部下到乡里，把党的扶贫政策落实到了田间地头、锅台炕头，给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不仅是一眼可见的，更是深入乡村治理微观层面的。大量贫困县摘掉了“贫困帽”，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村民收入多了，笑容也多了；不少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也面貌一新，重新有了凝聚力、战斗力；乡间的法治意识、文明新风也在生长，村庄生态环境、和谐氛围不断提升……
随着2020年的临近，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节点，精准扶贫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我们“埋头拉车”的同时还应“四下打量”，看看前方的愿景怎么才能落实好，看看扶上马的群众是不是又摔了下来，更得为跃过“贫困线”的老乡今后的生计多考虑考虑。越是到紧要关头，越不能松懈，越要下足“绣花功夫”，唯此，才能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这幅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锦绣画卷。
精准识别 要简单问题复杂化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逐步推进，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期。绝对贫困人口已经逐渐减少，扶贫工作也在不断细化，对于贫困人口识别的瞄准度要求也在逐渐提高。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基层干部常常会面临一个难题：如果严格执行国定贫困线标准，就需要测算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但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复杂，收入来源多样，具体收支很难准确计算。
而且很多基层干部发现，有时准确计算农户收入的意义并不大，因为村庄真正低于贫困线的农户只占极小比例。这种绝对贫困户易于识别，村民对此的争议也比较小。真正难于识别的是相对贫困户，也被称为“临界户”。这些农户收入已经超过贫困线，只是在住房、医疗或教育方面还有一些困难。
此时，如何精准识别帮扶对象就成为对基层干部的考验。一位有经验的扶贫干部表示：“农村每家每户情况都不一样，精准识别没有简单方案，很多时候要多方面地参照，让‘简单问题复杂化’。”
正如很多基层干部所说，农村扶贫工作中的精准识别难题，最主要的还不是程序与态度问题，而是识别精准要求与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有基层干部反映，有的贫困户是因为懒惰、不思进取而致贫，为求“全面脱贫”，政府只能选择硬着头皮为这些贫困户“兜底”，对不能享受扶贫政策的其他村民来说，又常常有一种“懒人偏有懒福，勤人累断肋骨”的不甘。村民之间产生“争当贫困户”的歪风，勤劳致富这一正确价值观反而被漠视。
不少干部认为，部分地区扶贫政策仍存在“吊高胃口”的情况，因“福利陷阱”激化的贫困户—非贫困户—干部之间的“三角矛盾”，值得重视。
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被认为是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一粒纽扣”，扣好这枚扣子至关重要。如果将扶贫“泛福利化”，那么越是扶贫，就越是会出现反效果，贫困户越会滋生“懒汉”心态。
因此，精准识别固然要按政策办事，还应加强村民评议、政策公开，并引入多元识别参考机制，综合多项指标予以判断。比如采取排除法，如陕西省的“九条红线”、云南省的“四有标准”，目标都是将那些购买了商品房、家中有财政供养人员、有实体经济的农户排除在外。还有投票法，让村民小组内部开会投票，票高者当选。有基层干部表示，一旦采取选举办法，家族、人情等社会性因素就会起作用。有的农户生活困难，村民却认为他四体不勤或不会做人，就是不选他。评比结果为大多数村民接受，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村民共识，而后针对个别贫困户落选的问题，干部再去做工作。这样因地因人施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精准扶贫才能实现真正脱贫。
产业扶贫 要立足实际谋长远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想让老乡们的腰包持续地鼓起来，跃过“脱贫线”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走上对路子的产业脱贫之路。
产业扶贫实现输血造血相结合、授鱼授渔共融入，是最根本也是最长久的扶贫。但很多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环境差，难以引进好的项目，对贫困户的产业帮扶很难摆脱单家独户、小打小闹的状态，基本思路局限于“短平快”种植和养殖领域。
特别是在特色种养领域，个别地方急躁冒进，缺乏足够市场考察的情况下推进种养项目，经常出现各地一哄而上、产业雷同的乱象，产品产业缺乏特色，市场竞争力弱、占有率低，加上龙头企业、产业基地和能人带动作用不明显，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因此，很多地区的产业帮扶长期在原地打转，处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大量扶持资金撒下去了，却只能被动地维持现状、起到救济的效果，有产业发展之名，而无产业发展之实，更没有达到授人以渔的目标。
宁夏海原县“华润帮扶”模式或可给予我们启发：当地政府购买华润农业有限公司的基础母牛，然后采取三户联保的方式“赊”给贫困户分散养殖，三年后这些母牛由华润以一定价格回购，基础母牛在农户家生产的母牛犊则由农户自繁自育。而为了进一步降低农户的养殖风险，每头牛都上了保险，华润母牛养殖基地的技术服务团队还直接到养殖户家中进行免费指导。
在这个模式中，政府部门与企业和农户三方在脱贫问题上高度配合和融合。从政府层面，扶贫攻坚因为市场力量的融入而避免了仅靠政策推动的被动局面；从企业角度，将养殖业中最需要人力的中间环节放给了农户，可以把优势资源集中在前端整体布局和后端的品牌建设；从农户角度，减少等靠要思想，贫困群众被引导深入参与脱贫过程，同时还可以学到养殖技术和知识，打造了一种精准扶贫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正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于革胜所说：“能脱贫致富的地方都是好的政策、好的模式、好的带头人和好的机制形成合力的结果。”
而更多基层干部的经验和感受也印证了这一点：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把与产业发展相关的人才、科技和公共服务等基础筑牢，就不怕产业这篇大文章持续不下去。”
“只要挖掘培植出有当地发展优势的区域性产业，培育出贫困群众能信任的基层带头人，总能走出好路子。”
“要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巩固村民的财产性收入。”
这些闪烁着基层智慧的共识是，2020之后，随着部分扶贫政策的逐步退出，产业更需要及时顶上去。而要达到理想的产业帮扶模式，首先就是不能急于求成。在一个地区发展一项产业需要一定的培育周期，产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能单纯求快，追求短期效应；而当政策、资金都齐备时，最考校工夫的，还是“人”的问题。培养锻炼一批有技能、懂经营、会创业的新型农民，“人”扶起来了，贫困村、贫困户脱贫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应对返贫 动态扶持是关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脱贫攻坚一直是贫困县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基本上，绝大多数贫困县在领导高度重视、资源集中倾斜、扶贫艰辛付出、贫困群众积极配合的情况下，都可以顺利脱贫摘帽。
而2020年后，扶贫将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扶贫的可持续性到底如何。有不少媒体都曾报道，不少贫困户在政府的帮助下已顺利脱贫，但又因灾、因病、因学等多种原因返贫，也就是说脱贫后的农民在面对各类风险时抵御能力仍然比较弱。这也是国家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的原因。
“两不愁，三保障”中，实现不愁吃、不愁穿的“两不愁”相对容易，实现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的“三保障”难度相对较大。各地都出台了相关政策为贫困户兜底。比如山西省出台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帮扶方案，省级每年投入11.7亿元，建立“三保险三救助”政策体系，实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商业保险衔接，缴费救助、医疗救助和特殊救助联动，由此切断病和贫的关联。
返贫现象是脱贫攻坚中客观存在的情况，这决定了扶贫工作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必须时时“回头看”，注意梳理因各种原因出现的返贫现象，及时纳入帮扶，并结合实际情况，因户施策。
有专家建议，鉴于基层贫困户识别是一个动态过程，应着手建立贫困地区减贫摘帽后生计情况监测机制，并以切实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其抵御再次致贫风险的能力，以求减少意外返贫现象。
在扶贫领域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教育保障。就各地扶贫工作反馈来看，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在贫困地区仍普遍存在、义务教育做到保障有力仍存在不足。例如，甘肃省甘南州的迭部县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面向全国招录了79名紧缺学科的教师，并在住房、安置补贴等方面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但目前已有40名先后辞职或调离。而四川凉山州尚有10个县未通过省级义务教育督导评估。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手段。有研究表明，如果劳动力接受教育年限少于6年，则贫困发生率大于16%；接受教育增加3年，则贫困发生率下降到7%；接受教育再增加3年，则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5%。
常年走访扶贫一线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认为，相比产生贫困问题之后再调拨资源扶贫的“再分配”，将资源预先向教育、儿童养育倾斜，以预防因教育程度不足而导致贫困的做法，在相同资金条件下获得的效果更好。也就是说，同样的扶贫经费，对农民工子弟进行帮扶，成效更大，而且长远上有更多积极效果。
目前，教育部、财政部出台了“银龄讲学计划”，到2020年将组织1万名退休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到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学校讲学，这启发我们在解决贫困地区教育问题上，要进一步创新办法，加大支持力度，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不仅“有学上”，而且“上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