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的风暴正在席卷医疗领域。

这场风暴早有预警。今年以来，中央关于医疗反腐方面的工作会议频次多、话语重且要求高。2月6日，中纪委发布《严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一文，揭露了多种监管隐蔽型医疗腐败手段，也拉开了深度医疗反腐的大幕；5月10日，国家卫健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强调今年要重点整治医药领域突出腐败问题，特别是整治医药产品销售采购中的不正之风问题；7月24日，国家卫健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要全面加强医药领域综合监管；7月28日，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将这次医疗反腐的战略地位推向更高处。

随后几天，风暴刮向各省。8月2日，广东、浙江、海南、湖北、山西等省份陆续发布通知，要求集中整治全省医药领域腐败乱象。

此次医疗反腐的重点突出三个“全”，即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据不完全统计，从今年年初到8月5日，全国至少已有155位医院院长、党委书记被查处，这一数量是去年全年的两倍多。尤其是7月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后，几乎每天都有医疗系统干部落马。

事实上，贪污受贿只是医疗腐败中的冰山一角，不合规的医学学术会议与药品领域的腐败则更为隐蔽。随着医疗反腐力度持续加大，整个行业风声鹤唳。8月初，多家药企紧急召集“医药代表”培训推广合规内容，多场学术会议延期或取消，多个城市的三甲医院发文要求医生上报五年来的讲课费、学术会议费用等，“倒查”即深究，这意味着此次反腐有彻底击溃腐败链条的决心。

与此同时，医疗反腐也延伸到了资本市场。作为医疗产业链的另一端，多家医药上市公司受到反腐风暴的波及，股价面临暴跌。相关数据显示，从2023年5月初至8月初，中证医药指数跌幅达到了8.3%，A股医药板块迎来大动荡。

在医疗领域，这样的反腐力度、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日光之下无新事，医疗腐败问题经年日久。医疗关乎民生福祉，无良医生贪污受贿、设备采购吃回扣、工程建设招标不规范……形形色色的腐败，让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加重，民众苦医疗腐败久矣。所以，医疗领域需要这样一场反腐风暴，将那些多年来依附在医疗行业上的灰色利益链铲下来，同时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威慑，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挺起来、严起来。

当然，风暴之下，也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一些怪论沉渣泛起。有人说，“这次医疗反腐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我们国家医疗系统全线崩溃”，还有人担忧，反腐会导致医院人人自危，专家和精英医生可能会流向私立医院，最终受伤害的是患者。这样的论调经不起任何打量与审视。众所周知，贪腐作恶的是权力，支撑医疗系统运转的是广大普通的医生，那些无良医生的罪过，不应该让他们无辜蒙受污名。他们是这个系统前行的沉默“底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在医术医德上有所追求。恰恰是这些人，他们无涉权力和腐败，努力做好分内事。有他们在，医疗系统就崩溃不了；有他们在，人们看病就能多一份安心。

医疗反腐不能污名化好医生，也不能污名化医疗学术活动。暗藏腐败的虚假医疗学术活动要彻查，但正常的医疗学术活动，则要大力支持，只有甄别好两者，医药反腐才能把握好分寸、对准靶心。总之，绝不能让“医疗系统崩溃论”动摇反腐决心。

医疗领域需要一场反腐风暴，但医疗反腐不应也不会止于这一场风暴。在医疗反腐的同时，医疗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医疗反腐与医疗体制改革既并行推进，又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净化医药行业生态、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燕过留痕，风过留声。风暴过后，还有药品设备采购、医疗保险监管、公立医院补偿、医务人员薪酬待遇激励等一揽子问题需要关注和解决。归根结底，还是要真正从制度、机制层面上完善监督、服务、保障体系，让医疗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和初心。

本刊评论

01  医疗反腐：风暴再起

王亚晶

与民生息息相关且定价权高的行业通常被视为“黄金行业”，这些行业往往隐藏着巨大的灰色空间。在房地产、教育之后，医疗领域也面临着最强的整治风暴。

为何剑指医疗？

3个月，多个相关文件，多场吹风会，从中央的一系列连环招中可以看出，医疗反腐势在必行。

在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看来，医疗腐败与医院创收连在一起。“公立医院虽然名为‘公立’，但90%以上的收入都需要医院自己去创收。一切医疗服务都是由医院和医生决定的，给了医院和医生太大的自主权。可以想象，这里面存在多少腐败空间。”

当医院创收与给患者做的检查和开的药品金额挂钩时，人性很难经得住诱惑。这与早些年“以药养医”的政策不无关系。而腐败的根源也恰恰在此。

“以药养医”的政策在我国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公立医院的发展，国家明确医疗机构可以将药品加价15%以内卖给病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医疗改革逐渐推向市场化，政府投入减少，药品收入就成了医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药企迎来大爆发，竞争加剧，药企为了能让自己的药品进入医院，“医药代表”应运而生。

当然，如果纯靠药品质量竞争，“医药代表”是很难卖出药的，于是一些“医药代表”就以回扣来引诱医院相关负责人引进药品。以常见的布洛芬为例，生产布洛芬的厂家有很多，引进谁的？大多数医院自然都会选择用回扣最多的厂子的，这种“以药养医”模式很快导致药价水涨船高，败坏了医疗行业风气。

鉴于“以药养医”的弊端，2017年，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全面取消“以药养医”。但时代留下的“顽疾”短时间内难以快速根治。近年来，随着国家税务部门对药企的查处力度逐渐加大，“以药养医”演变为更加隐蔽的手段。一些医药企业开始采取更为复杂的方法为其贿赂行为披上“合法外衣”，比如通过会诊费、讲课费、借款等方式对医生行贿；比如以赞助科研经费、学术会议费、药品临床试验等名义，对医院进行不法利益输送。可以看到，近几年，各个地区的医疗协会开始举办五花八门的医疗讲座会、医疗座谈会、医疗交流会等，各种乱七八糟的会议也越开越多、越开越大、越开越贵。

《中国税务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税务机关对某大型医药制造企业开展例行检查，发现该企业“销售费用”下的二级科目“会议费”列支金额占其“销售费用”的70%以上，光3年会议费中的“餐费”就花了8亿元，也就是说，三年之中，每天光会议吃饭都要花70多万元。

不仅如此，药企还把“魔爪”伸向了普通患者。现在很多医院都有DTP药房，这种药房设立本意是直接面向患者，提供医院缺乏的特殊处方药品，满足患者的急用需求。但是，这种药房很快也成了“医药代表”攻陷的区域，如果药进不了医院药房，就放进DTP药房，和医生进行利益勾结，让医生对患者“无意”透露去DTP药房买某种药。对医生来说，这样可以省去更多的中间环节，获得利益最大化，有时候获利甚至能达到药品价格的一半以上。但对患者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除了“以药养医”，专家公开推荐药物、医生逃避集采药品、医院过度医疗等现象也十分泛滥。医疗关乎民生福祉。以上种种乱象表明，医疗行业的腐败，已经无法通过行业自律纠正了，到了不得不动刀的地步。

史上最强医疗反腐

一直以来，反腐在医疗领域都不是什么新鲜议题，从2006年第一次掀起大规模集中整治以来，此后的近20年尤其是近5年，在医疗领域，几乎每年都会有一轮甚至几轮的反腐行动。但种种迹象表明，此次医疗反腐的力度似乎和以往有所不同。

本次医疗反腐的主导文件《关于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显示，此次行动除了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还联合了公安部、教育部、财政部、商务部、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等，一共14个部门，规模是空前的。除了制药企业，医美、口腔、辅助生殖也是本轮医疗反腐关注的重点。可以说，这次反腐行动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是因为医药行业中的所有企业、个人都无法置身之外。

国家卫健委介绍，此次集中整治的内容重点在六个方面：一是医药领域行政管理部门以权寻租；二是医疗卫生机构内“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以及药品、器械、耗材等方面的“带金销售”；三是接受医药领域行政部门管理指导的社会组织利用工作便利牟取利益；四是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有关问题；五是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在购销领域的不法行为；六是医务人员违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通过采取自查自纠、集中整治、总结整改等措施，对医疗行业的突出腐败问题，进行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建立完善一系列长效机制，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当前，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纠治难度不断加大，需要医药购销全链条上涉及的各部门增强工作合力、开展联合治理，需要将系统治理观念贯彻工作始终。国家卫健委介绍，本次集中整治工作明确了三项工作原则：

一是全面覆盖、聚焦重点。此次整治涵盖了医药行业生产、流通、销售、使用、报销的全链条，以及医药领域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学（协）会、医疗卫生机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医保基金等全领域，实现医药领域全覆盖。在整治的重点上，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尤其是利用医药领域权力寻租、“带金销售”、利益输送等不法行为。

二是集中突破、纠建并举。针对“关键少数”、关键岗位的腐败问题进行重点突破，对重点问题、典型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处置处理、通报剖析，形成全国性集中整治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高压态势。坚持线索处置、问题整改、行业治理相结合，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治理机制、规范行业监管，注重加强长效机制建设，实现医药领域腐败问题治理系统化、规范化、常态化。

三是统一实施、分级负责。严格落实工作责任，确保集中整治工作的各项要求任务落地见效。在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协作机制的统一领导下，相关职能部门和地方切实承担集中整治的主体责任，分级负责、抓好落实。纳入整治范围的机构、单位承担直接责任，负责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对集中整治工作的各项具体要求，严格落实好集中整治的各项工作任务。

事实上，此次“史上最强医疗反腐”，是为了应对医药腐败的新形势而生的，这给医药产业的“蝉蜕”加上了一个外力，也为行业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归根结底，重磅反腐并不是最终目的，其背后酝酿着一场更大的变革——医药企业合规管理制度。从《关于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看，本轮医疗反腐并不是一过性的行动，按照要求，最终会落实到长效制度的建设上。借助此次医疗反腐行动，目的是要提升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水平，打通部门间信息信用评价壁垒。“这也将倒逼行业不得不建立起合规体系。”有业内人士表示。完善的合规体系加上严格的制度执行，对医院、医生、医药代表以及药企和民众都是一种保护。

02  风暴来袭，谁站在风口浪尖？

楚天阔

医疗反腐以来，接受调查的公立医院院长、书记名单越拉越长。作为医疗机构中的“关键少数”，院长、书记的权力寻租空间大，是行贿人员重点“围猎”的对象，其腐败行为也会影响到医疗机构内部的其他人员和整体风气。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国家卫健委医疗领域反腐课题专家郑雪倩表示：“今年中央多部委的联合行动有的放矢，强调了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关键少数。”郑雪倩认为，本轮医疗反腐并不是临时性在医药行业搞一个风暴，打击一大片，是一场从上而下的行动，不会让好医生受委屈。从这一点来看，那些居心不良、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医生、“医药代表”以及药企站在了风口浪尖。

刮骨疗毒：医疗腐败大盘点

院长、领导是腐败高发群体

本轮医疗反腐的重点聚焦在医疗机构的关键人物。

今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曝光了一起腐败窝案，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文俊和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文红，与药企等供应商称兄道弟，肆意吃请玩乐、收受礼品礼金。医院在讨论购买一台进口价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时，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都明确反对，但杨文俊执意购买。最终，医院以3520万元买入，杨文俊一个人就吃掉了1600万元的回扣。

在杨文俊影响下，该医院大多数中层干部上行下效、各自盘算，纷纷利用手中权力非法牟利。最终，该院财务部原主任刘某文、后勤服务部原主任张某生、医学装备部原主任叶某光等科室长均被立案审查调查，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这一医疗腐败串案、窝案为医疗领域敲响了警钟。

在这轮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医院领导还包括原南方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陈敏生。据悉，陈敏生历任广州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广州医学院党委书记，南方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南方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广东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副主任，南方医科大学党委书记。2018年4月，陈敏生还因工作成绩突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他颁奖。

然而，一念之差让陈敏生的职业生涯毁于一旦。今年3月17日，陈敏生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经查，陈敏生利用职权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为本人办理延迟退休手续；亦官亦商，长期违规从事营利活动；靠医吃医，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7月19日陈敏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国有103万个医疗机构，其中公立医院有1.2万个，类似的腐败案例还有很多。

药企按下暂停键

除了受贿，行贿也是此次反腐风暴严厉打击的痛点。对药企而言，这个夏天在反腐风暴下可谓是冰火两重天。7月份以来，A股两大医药企业卫宁健康和赛伦生物的董事长接连因涉嫌职务犯罪以及行贿被实施留置并立案调查。有专业律师表示：“职务犯罪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违法犯罪行为。”

据了解，赛伦生物是A股唯一一家专注于抗血清抗毒素领域的生物医药上市企业。目前，赛伦生物作为国内抗蛇毒血清、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的唯一生产企业，具有行业垄断地位，同时也是国内四家抗狂犬病血清生产厂商之一。但即便如此，依然逃不了法律的惩罚。

对行贿查处力度加大，令行业感受到了“敲山震虎”，近期，已有多个学术会议宣布暂停，给出的原因是“受客观因素影响”“时间冲突”等，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与新一轮医疗反腐升级有关。与此同时，药企也按下了暂停键，很多药企连夜召回“医药代表”不许再去医院。而另一边，药企内部“达标会”频繁召开，公司开展合规培训，搭建合规体系。

频繁“补课”，等待“合规”，300万“医药代表”，5000多个药企在反腐风暴中等待明天。

对症下药：让药企合法合规，让医生回归初心

医疗反腐既然是一场风暴，自然要有摧枯拉朽的效果。凡是有关部门剑锋所指的医疗机构，都要接受全方位的调查和审视，以使其中藏污纳垢之处无所遁形。在这一过程中，免不了要对医务工作者展开排查、询问。这也让广大医务工作者站在了风口浪尖上，陷入舆论漩涡的中心。把兢兢业业、尽心尽责的普通医务人员与收受贿赂、索取回扣的违法违规者相提并论，显然不是有关部门推进医疗反腐工作的初衷。对此，社会在讨论相关话题时，还需区分医疗系统腐败分子和大多数忠于职守的医务工作者，对准问题根源有的放矢，避免笼统而论、牵连无辜。

有基层医务工作者认为，医疗行业再怎么反腐都不为过，反腐无论对药企还是对医生，都应越严格越好，但也不能一棒子全打死，重点在于合法合规。事实上，涉及腐败的“红线”区域，以前没有规定，或规定比较模糊，不够公开透明，所以大多数人或在打“擦边球”。

从医疗行业目前披露的问题看，腐败主要表现在医生拿回扣、收受贿赂等方面。实际上，一种新药和某种新型医疗设备能否进入医院，主要归于“顶层设计”，即当权者说了算，与普通医生关系不大。回扣和贿赂不过是权力寻租、变现的结果。

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意味着医疗工作者与医药企业需要有过多的交流，这种交流可以是医疗创新的关键源头，但当交流成为“交易”，就会侵害民众利益。在当下的医疗反腐中，从相继落马的医院领导那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医生与药企关系异化的例子。但在国内医疗界，也不乏医务工作者和药企合作推动医学创新的经典案例。

2000年，我国著名的肺癌专家吴一龙教授无意中结识了一位药物研发专家，了解到美国研发的第一代EGFR靶向药易瑞沙对肺癌有效，随后引入该药。然而在2003年前后，易瑞沙在欧美临床的多个验证试验里失败，导致药企不得不将之下架。但吴一龙教授通过对国内大量患者的肿瘤突变分析发现，中国等东亚人群的肺癌患者有更高比例的EGFR激活突变，对易瑞沙的应答比例也更高，欧美多个临床试验失败很可能是由于白人患者中EGFR激活突变比例低的缘故。在此基础之上，吴一龙教授联合多位亚洲医学专家展开了名为IPASS（易瑞沙泛亚洲研究计划）的临床试验，确认易瑞沙对EGFR激活突变患者中有效。这项研究也让易瑞沙于2015年最终获得FDA批准，成为特定EGFR突变型肺癌的一线治疗方案，大幅改善了对应患者的治疗水平。

在疫情防控的三年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医务工作者更是逆行而上，为救助患者舍生忘死、历尽艰辛、屡建功勋。我们有理由相信医疗卫生战线的主流是靠得住的，贪腐者只是那些少数的败类。所以，我们要辩证看待医疗腐败与普通医务工作者的关系，应该认识到：部分腐败分子医德丧尽、贪得无厌，借行医之名损公肥私，赚得盆满钵满是事实；许多普通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压力不小、待遇不高也是事实。前者的罪过，不应使后者无辜蒙受污名；后者的奉献，也不能成为前者转移视线的挡箭牌。医务工作者也应认识到：越是对医疗系统的沉疴痼疾“壮士断腕”“刮骨疗毒”，越有利于化解信任危机，维护医务工作者的正面形象。

医疗反腐需要刮骨疗毒，也需要对症下药。我们要相信，大力打击医疗腐败，绝不是在打击医务工作者，而是在给医务工作者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长远的医疗反腐必须依法依规、目标明确、边界清楚、标本兼治，必须在制度上彻底整治，通过长效的监督机制，让医生和药企的关系规范化、透明化、合理化，只有让医疗回归救死扶伤的初心，让药企回归药品研发的本质，才能共同推进行业在阳光下运行。

03  风暴之中，医改破浪前行

王亚晶

有专家指出，“此次的医疗反腐力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但如果不动医疗体制中根源性、系统性的问题，和以前不会有根本的区别。”从这一角度来看，医疗反腐的落脚点归根结底还是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上。

7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明确了今年下半年深化医改的重点任务和工作安排。

据了解，2023年下半年医改工作主要包括“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等6个方面，以及“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深化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20项重点内容。

仔细研读《任务》可以发现，“薪酬改革”“公立医院”“医保改革”是贯穿《任务》始终的三大关键词，也是下半年医改工作的主要方向。此外，与以往的文件相比，“廉洁”一词被首次纳入医改重点工作，与医疗反腐相呼应。有专家表示，从这几大关键词可以窥见，医疗反腐是当前最紧迫的医改，全方位持续深化医改是与时俱进的关键举措，未来将不断把医疗体制改革向纵深处推进。

关键词一：薪酬改革

《任务》对公立医院薪酬体制改革颇为重视，加上附带的政策解读文件，相关表述一共出现16次。这是因为医护人员薪酬体系关乎医疗反腐的成果，也是构建健康医疗生态的关键一步。

今年以来，关于医务人员收入减少的话题不绝于耳，尤其是在当前反腐风暴下，“医护降薪潮”这一议题又甚嚣尘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表示，医疗反腐如果不去改变基层医生的薪酬体系，不求破解过于集中的政治和学术权力，不仅难以改变医生处境，恐怕也很难真正增进普通民众的福祉。

本刊在走访调研了一些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后发现：受医疗反腐的一定影响，降薪现象确实存在，但多集中在主任医师以上的级别，且具体情况不一。

有部分医生表示，自己所在的医院从今年3月份开始大幅降薪，截止到8月份，降幅已经超过了30%。也有部分医生透露，工资没有降但是工作量增加了且绩效被砍。还有些医生表示，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有影响的可能是职称级别更高的医生。另外，从走访结果来看，多数医院都在不同程度地压缩开支，传递“降本”信号。

事实上，医务人员是否降薪、降薪幅度大小，与其所在医院的医疗水平、科室组别、当地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关于医务人员收入的话题热度始终居高不下，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建立完善且公平的医务人员薪酬体系是当务之急。

一般来说，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疗服务收入，二是财政拨款。

一方面，医务人员薪酬与医疗服务定价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与药品、医疗器械和耗材的定价方式一致，医疗服务项目也主要采用成本定价法。这一定价法造成的结果是，定价未充分考虑医务人员的技术成本，导致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与现行医疗服务价格要充分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导向严重不符。

另一方面，医务人员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金都按照各地对二类事业单位的统一标准。2017年人社部曾提出“两个允许”的概念：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然而，由于各地落实进度不同，这就导致医院薪酬待遇的标准仍有各种限制。

因此，各地一直在积极探索薪酬体制改革。比如今年6月以来，河北、安徽等地相继出台文件，提出要深化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涉及公立医院院长和众多基层医生。河北在文件中提到，到2023年年底，全部省直公立医院、50%的市级公立医院、50%的县（市、区）至少1家县级公立医院落实党委书记、院长年薪制，年薪由同级财政负担。安徽则提出要健全医院内部薪酬分配制度，在公立医院实行主要负责人年薪制，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构成，主要负责人年薪原则上为本院职工平均薪酬水平的2～4倍。同时，还鼓励在医院内探索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

关于年薪制，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梁万年分析，“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医院普遍实行年薪制，即给医院每一个岗位设一个天花板，这个岗位就这么多钱，只要好好干，就可以拿到这笔钱，但是干得不好就需要接受考核，所以一般医生在岗位上都能认真履职，因为他的薪资预期很固定，所以他所有的行为，无论是检查还是开药都不会有偏差。可以说，年薪制是确保医生薪酬体系公平的关键一招。”

对此，最新发布的《任务》在“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要求中也比较明确地提出，相关部门要指导地方落实公立医院内部分配自主权，在核定的薪酬总量内，公立医院可采取多种方式自主分配，结合实际向群众急需且人才短缺的专业倾斜。与此同时，要合理确定内部薪酬结构，注重医务人员的稳定收入和有效激励，进一步发挥薪酬制度的保障功能。此外，《任务》还强调，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探索实行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年薪制。

关键词二：医保改革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就开始推动医疗改革，俗称“三医联动”，涉及医药、医疗和医保。根本目的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医疗领域大范围的腐败，最终都将腐败成本转嫁为医药“成本”，不仅推高了患者的就医费用，还在不断损耗、蚕食财政资金和医保资金。

医疗反腐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民生，在医疗领域，医保直接关系民生利益。近几年，我国医保基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支出增幅高于收入增幅，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省份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基金被“穿底”的风险。《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曾预测，到2024年我国将出现医保基金累计结余亏空7353亿的严重赤字。虽然这一数字近年或有变化，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2024年的医保基金压力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这意味着医保改革迫在眉睫。

弥补医保基金不足，一方面需要把医疗药品、耗材和器械价格中的腐败水分挤出去。此次的反腐风暴便是希望医疗行业的腐败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扼制，最终实现医保基金扭亏为盈，药品招采趋于合理，过度医疗受到遏制。

在医疗反腐的背景下，最新发布的《任务》也强调，要常态化开展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落实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强化公立医疗机构集采报量和执行的刚性约束，完善医疗机构内部考核办法和薪酬机制，促进合理优先使用中选产品。完善医药集中采购平台功能，实施医药价格监测工程。

另一方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也是大势所趋。我国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即在诊疗过程中使用了多少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医保和患者就根据比例支付多少。但这种模式下，容易产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造成医疗资源和医保基金的浪费。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疾病谱的变迁，人们对康复等连续性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2021年，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8部委下发《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意见的通知》，强调要统筹完善康复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管理。适应医保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改变一种支付方式包打天下的情况，加快推动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随后，国家医保局发布《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从2022年到2024年年底，在总额预算管理下，对住院医疗服务，主要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按病种分值付费（FRG）；探索对基层门诊服务按人头付费、对紧密型医联体实行总额打包付费；对不宜打包付费的复杂病例和门诊费用，继续实行按项目付费。

医保支付改革的核心是合理控费。医保部门在向医院支付患者的医疗费用时，通过“一口价包干”的模式，倒逼医院挤出治疗中的“水分”。具体怎样实施“包干”？有专家解释道：“以心脏搭桥手术治疗为例，如果该手术根据DRG组付费标准是1.4万元，医院只花了1万元就解决了患者的问题，剩余的4000元医保基金仍会支付给医院；如果治疗中医院花了1.8万元，超出的4000元则由医院承担，也就是按支付标准“包干”。在这一模式下，患者可选择更实惠的治疗方式。”

如今，距离《三年行动计划》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时间紧迫，此次的《任务》在《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要在不少于70%的统筹地区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或按病种分值（DIP）付费改革。推进长期、慢性病住院医疗服务按床日付费工作，探索实施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费。指导各地建立并完善病组/病种、权重/分值、系数等要素调整机制，完善协商谈判、结余留用、特例单议和基金监管等配套机制，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关键词三：公立医院与医疗服务价格

在《任务》和对这一政策的官方解读文件中，“公立医院”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相关表述累计达46次。从中可以看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将是下半年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为此，《任务》列举了众多措施，首当其冲的便是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规范化管理。

事实上，早在2021年，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便联合印发了《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提出，要在5个试点城市率先推进价格改革，明确到2025年建立“分类管理、医院参与、科学确定、动态调整”的医疗服务价格机制。由此可见，基于何种价格理论和方法确定医疗服务价格，并确保其科学性，是当前医疗服务价格管理重点关注的内容，也是我国医改的重要方面。

当前，从5个试点城市的改革情况来看，各地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结合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整，二是普遍调整区域内所有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各地价格调整项目的数量、范围、类别、幅度均有明显不同，但也有共通性经验，具体表现为：进行综合性调整，调整价格结构；在调价进程上，分步走、逐步到位；在补偿方式上，注重调价和医保联动等。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管理规范等原因，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国家医疗保障局所属媒体平台《中国医疗保险》杂志2022年11月撰文表示，我国医疗服务价格水平不合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行价格对应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机制、技术难度和风险程度上还是有所欠缺；二是调价频率相对发展还是跟不上，导致医疗服务价格与社会经济发展、医保支付能力、人均收入等出现脱节；三是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定价基础薄弱，如方案不统一或不完善等造成的定价管理混乱、价格水平不合理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此次《任务》明确提出，国家卫健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做好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规范化管理工作，使医疗服务价格更好地体现技术劳务价值，保障公立医院人员薪酬的来源，促进维护公益性。

具体而言，即推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2023年度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评估，符合条件的在总量范围内及时调整价格，优先将技术劳务价值为主的治疗类、手术类和部分中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调整范围。同时持续开展医疗服务价格指数编制和相关监测工作。对5个试点城市价格改革情况开展评估，启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省级试点。

此外，相关部门还会推动各地进一步落实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每年开展调价评估，符合条件的及时调价，在动态调价的基础上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合理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确保公立医院实现收支平衡、持续发展。

除了医疗服务价格外，政府投入也是深化公立医院公益性的重要支撑。《任务》解读政策中提到，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财政状况和人民群众卫生健康需求，逐步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力度，加强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障的投入，夯实公立医院公益性基础。

04  风暴之后，如何避免“反完又腐”？

楚天阔

自医疗反腐风暴掀起以来，可谓势如破竹、雷厉风行，短时间内，成效明显。但是，在医疗反腐工作节节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声音。有人认为，此次医疗反腐将会让医疗领域重回清明，为行业带来巨变。也有人担忧，医疗反腐是“雷声大、雨点小”，治标不治本，恐怕难以摆脱“反完又腐”的循环。当然，这一担忧不无道理。在很多行业专家眼里，造成医疗腐败的原因复杂，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不完善。所以，医疗反腐是否只是“一阵风”，如何避免“反完又腐”，还是要看能否从系统上、制度上去解决医疗中的根源性问题。

斩断灰色产业链，构建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从目前公布的案例看，药品、医疗器械和耗材、设备的采购环节是医疗腐败滋生的重灾区。严防医疗领域腐败，从源头上彻底斩断灰色产业链是关键。

首先，要推进药品和高值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加快扩大集采范围，挤压灰色利益空间。医疗领域隐藏的利益链和关系网复杂多样。以药品为例，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有的药企长期以来采用“高定价、高回扣”的营销策略，向医疗机构推销高价药，“带金销售”现象普遍。根据公开可查的法院判决文书统计，2016年—2019年间，全国百强制药企业中有超过半数被查实存在给予或间接给予回扣的行为，医药上市公司平均销售费用率超过30%，即药价的三分之一用在了“公关费”上。

为了规范药品购销行为，挤压流通和采购环节灰色利益空间。自2000年起，我国就开始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药品招投标、集中采购、挂网采购、定点生产、医院议价等药品生产流通全链条进行规范管理。经过长时间努力，招标采购层级从最初的地市级逐步上升至省级，再到跨区域联合采购；招标采购范围从县级以上医疗机构逐步扩大到基层医疗机构；招标采购形式从最初的招采分离到招采合一、量价挂钩。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按照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总体思路，在11个试点城市启动新一轮的集采试点工作。

新一轮集采工作效果显著，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11个试点城市中标药品总体平均降幅52%，单个药品有些降幅达到96%。药价的大幅下降挤压了流通环节的灰色利益空间，从源头上终结了“带金销售”。但目前集采药品数量极少，截至目前，共进行了四批国家级带量采购，涉及157个品种，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年）》收载的2800种药品总数中占比仅为5.6%。因此，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工作常态化和制度化，并加快扩大集采范围，不仅是扩大药品集采品种，更需要探索高质耗材集采机制，从体制机制上清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其次，还要完善医院内部管理制度，斩断医务人员与医药企业之间的利益链条。在反腐败的角度，重点需从四个方面着手，一要制定医务人员行为规范，明确界定医疗服务过程中哪些行为属于腐败行为，亮明医务人员行为的底线红线；二要梳理腐败行为的风险点，针对高风险环节和重点岗位人员制定合理、管用、可行的监管方案，及时发现具有苗头性和倾向性的问题，发出预警，防范腐败行为的发生；三要完善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凸显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从重创收、强调经济效益的考核，转变为重医疗质量、强调社会效益和医德医风建设的考核；四要破除医院关键岗位过于集中的权力，破除在医药采购、设备引进方面的暗箱操作。

完善薪酬制度，建立不想腐的保障机制

在医疗领域，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实操能力是核心竞争力，因此，薪酬水平应当充分体现医务人员价值。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医院总支出中60%左右用于医务人员薪酬，医务人员属于高薪酬职业，其薪酬水平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两至三倍，甚至四至六倍，但我国即便是在发达城市的医院，医务人员薪酬支出也只约为总支出的30%左右，医务人员待遇水平普遍较低。这与医务人员受教育年限、劳动强度、工作的技术含量和风险程度极不匹配，导致追求药品、耗材回扣和红包等灰色收入的问题时有发生。

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提供个人不想腐的经济保障。一是要提高待遇水平，将灰色收入以阳光工资的形式体现出来；二是需要实现编制内外的医务人员同工同酬；三是在逐步提高待遇水平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固定工资在薪酬中的比重，降低与个人业务收入挂钩的奖金收入的比重，抑制医生逐利冲动。

与此同时，加强反腐倡廉教育也十分重要。反腐败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创新和完善制度根治腐败的同时，也需要充分利用道德的约束力量。提高道德约束力，激发内心反腐自律，一方面，要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增强医务人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主动规范自身行为，预防和控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将反腐倡廉教育融入日常管理之中，贯穿于整个服务环节之中，促使医务人员自觉遵守法规法纪，廉洁行医。

除此之外，还要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抑制医院逐利动机。一直以来，财政补助在医院收入中占比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医院的成本补偿、发展经费以及员工激励更多要依赖医疗收入，因此，医院逐利动机必然强烈。对此，需要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建立科学、合理和可持续的补偿机制，尤其是要增加财政补助水平，提高财政补助在医院总收入中的比重，为公立医院抑制逐利性、回归公益性，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提高制度执行力，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力

在医疗领域反腐败，只有强调制度执行刚性，才能充分发挥制度作用，起到反腐效果。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从行政管理部门到包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在内的事务经办机构，大多是重制度制定、轻制度执行，导致腐败苗头没有被及时控制，最终演变成真腐败。因此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划清“红线”，踩线就会“负伤”；划出“底线”“高压线”，触线就会“毙亡”。

首先，要强化制度刚性。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医疗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些现象，如收受红包礼金、大处方、滥检查、无指征诊疗、假借学术会议进行利益输送、索取回扣等，在医疗行业往往被看作是行业潜规则。但就是这些被认为是潜规则的“微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医疗行业的形象，侵蚀了群众的获得感。因此，必须强化制度刚性，坚持全覆盖、零容忍，将这些“苍蝇”与“老虎”一起打。

其次，要完善制度执行的监督体。一直以来，无论是在药品采购、薪酬体系还是医患交流等方面，不公开透明是医疗领域存在的一大问题。所以完善监管机制至关重要。这需要行业共同努力，也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因此，要健全制度执行的监督体系，将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巡查监督与自身监督相结合、行政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提高医疗领域的透明度和公开度，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合理使用。

制度逼人作恶，制度也引人向善。这中间的关键，是决策的科学公平，是利益的公共取向。唯有解决好药品设备采购、公立医院补偿、医务人员薪酬待遇激励等一系列问题，从制度层面上完善监督、服务、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源上杜绝医疗腐败，才能让民众真正受益。

（本文刊登于《记者观察》2023年8月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